爱说“不行”邓小平.docVIP

爱说“不行”邓小平 　　敢说“不行”，爱说“不行”，是邓小平工作中的一大特点。翻开他的著作，“不行”一词用得非常多。如《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共有60篇文稿，其中36篇文稿100多处用了“不行”。该卷中最短的文稿《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全篇只有370多字，用了4个“不行”。“不行”二字看似简单，却不是轻易能说出口的。它体现的不仅是一种语言风格，更是一种做人做事的态度，一种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思维方式。仔细阅读、分析、品味邓小平说的“不行”，从中是可以得到很多启示的。 　　说“不行”，体现了邓小平是非分明的原则立场和干脆利索的处事作风 　　邓小平做人向来立场坚定，是非分明；做事干脆利索，从不拖泥带水。他曾经说过：“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邓小平的许多谈话都能体现出他的这种态度和作风。比如，1980年6月27日，他同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等谈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的意见，开门见山：“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上来就说“不行”，似乎让人难以接受，但也给人印象深刻。 　　邓小平不仅对下面不对的东西敢于说“不行”，对上面不对的东西也敢于说“不行”。1977年5月，邓小平尚未复出，就针对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说法，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他复出后不久，1977年8月3日，在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话时再次表示：“两个凡是”不行。形而上学多了，害死人。有一种风气，不采取老实态度，就是吹。这不行。 　　在外交场合，对外国人，邓小平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经常用“不行”表达自己坚定的原则立场。1977年8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他带来的所谓处理台湾问题的方案实际上比福特、基辛格时代后退了。邓小平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后来，万斯却向日本政府和台湾方面通报，说中国人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松动”，“表现了灵活性”。9月10日，邓小平会见滨野清吾为团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毫不客气地说：美国人想用这样的手法来骗人，怎么行？不行！这是政治问题。1978年11月28日，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时，邓小平再次明确指出：“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这不行。” 　　这一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在同福田赳夫举行第二次会谈时，针对国际上有人企图阻挠中国人民完成统一大业，更是连续用了三个“不行”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搞“两个中国”不行，“一个半中国”不行，“一个中国”和“四分之一的中国”也不行。 　　对于一些友好国家提出的善意的要求，我们做不到的，邓小平也直截了当用“不行”来答复。1975年2月2日，邓小平会见冈比亚共和国外交部长阿利乌?巴达拉?恩吉。当时两极对抗，美苏争霸，第三世界国家希望中国当头。邓小平明确说：超级大国不能当。就是人们说的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这也不行，不能当头头。想当头头，本身就居心不良。 　　在许多人的外交辞令中，常常讲究模糊、圆通，邓小平反其道而行之，直来直去，反而在世界上赢得了坦诚、直率、好打交道的赞誉。 　　说“不行”，体现了邓小平直面现实、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风格与勇气 　　邓小平曾说过：“知道自己不行，就有希望。”这句话有着很深刻的道理。 　　1977年邓小平刚复出，就自告奋勇要求抓科技教育。他首先看到的是我国在科技领域的不足，因此提出要承认我们在很多方面不行。他多次说：“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世界科学发展一日千里，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的科学技术很落后，不承认落后不行。”“我们的厂矿、企业，包括大工厂没有多少研究机构，这不行。”“要承认自己落后，特别在科学技术领域里。承认落后就有希望。闭着眼睛连自己的面貌都看不清楚，不照照镜子不行。”“科学本身就是老老实实的，一点弄虚作假也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再吹也不行。” 　　说“不行”，体现了邓小平勇于否定错误、开拓创新的思维方式 　　看到“不行”，勇于否定过去的错误，方能开启新的探索。知道什么不行，勇于排除不行，才会接近真理。排除法、弃错法是认识事物的重要手段，符合认识规律。看到不行，承认和修正错误，就会有动力有勇气去进行新的尝试，尝试的过程中就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的许多新思想、提出的许多新政策都是从看到不行、否定错误的东西开始的。 　　“不解放思想不行。”于是努力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于是有了经济特区的创办和对外开放的实行。 　　“只抓粮食不行。”于是有了农村的多种经营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