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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螺旋理论大学城管理模式探析 　　［摘要］我国大学城管理模式主要以政府为创新源的规划调控型管理模式。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凸显政府、大学与企业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科技与文化相融相生、科技强文的特色，大学城管理模式应向以大学和企业为创新源的自主创新型模式转变。 　　［关键词］三螺旋理论大学城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14）10-0130-02三螺旋理论认为，大学、政府和企业的交互是创新体系的内核，促进三方密切合作是推动创新、创业及科技转化的关键因素。在科研成果转化中，企业不是唯一的创新主体，政府和大学同样也是创新主体，三方共同推动创新非线性地螺旋上升，实现创新创业目标与科技成果转化。 　　但是，在三螺旋模式实际的运行中出现一些问题：一方面是创新理念的共识仍在形成中，政府、高校、企业定位不清等方面导致各方角色不清和创新价值取向差异性；另一方面是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导致三方难以进行有效的合作和沟通。 　　一、三螺旋理论下的国内外大学城管理模式研究 　　（一）国外大学城管理模式 　　目前，国外大学城管理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以大学与企业为创新源的自主创新型管理模式，凸显了大学与企业的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特色；以大学为创新源的自然演进型管理模式，凸显了文化沉淀、精神家园的特色；以政府为创新源的规划调控型管理模式，凸显了政府调控、规模管理的特色。 　　1. 以大学与企业为创新源的自主创新型管理模式 　　该模式以美国硅谷大学城为代表。“硅谷效应”影响到全世界，取得的成就也震惊了全世界。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政府的支持、资本的完善、文化的积淀和中介的服务，促进了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紧密合作，渊源共生，和谐共融，能够起到“1+1+1〉3”的溢出效应。 　　2. 以大学为创新源的自然演进型管理模式 　　该模式以英国大学城为代表， 是一种文化的沉淀，是由历史演绎出来的。大学城内高等院校高密度、高比例集结，形成高等院校群。 　　3. 以政府为创新源的规划调控型管理模式 　　该类模式以日本筑波大学城为代表。日本筑波大学城由日本政府投资建设，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积极参与，共同形成的发展战略联合体，三方互动、互补互惠，成就了新一代“规划调控型”的大学城。 　　（二）国内大学城管理模式 　　自2000年廊坊东方大学城拉开大学城建设的序幕始，我国大学城迅速崛起。虽然，王爱华等人从微观的角度根据投资主体的差异性将中国大学城建设管理模式分为“深圳模式、珠海模式、浙江模式、廊坊模式、松江模式”五种模式。但是，潘懋元教授认为我国大学城发展就是：“一块空地，许多大学的高楼大厦在短时间中拔地而起，有计划地引进生活、服务行业，既热闹又幽静，令人惊叹。这便是中国当前的许多大学城的模式。”因此，政府统筹、大学主体运行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是我国大学城管理的主要模式，基本属于以政府为创新源的规划调控型管理模式。 　　二、三螺旋环境下中国大学城管理模式的问题 　　（一）组织结构的趋同性 　　三螺旋理论认为，中介组织应为行政链、科学链和生产链混合组织，它的侧重点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组织行为和目标。但是在我国拟建和已建的55个大学城，其组织结构高度趋同。以上海松江大学城和广州大学城为例，都成立了大学城管理委员会，主任都是所在区的副区长兼任，负责大学城全面工作。下设副主任和与高校联络、产学研和服务相关部门，给予相应的行政级别。这样趋同性的组织结构，不利于大学城差异性和特色性发展。 　　（二）角色性危机 　　在三螺旋环境下，中介组织应承担着政府、大学、企业的三重角色。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国大学城承担更多的是政府角色。表现在行使权力上角色混乱和角色不清，对于大学城功能定位认识不够全面。目前，大学城管理的多样性，导致大学城在管理机构的设置、管理职责的明确、管理职能的发挥上不够成熟，不能符合三螺旋环境下对中介组织的要求。 　　（三）评价体系尚未建立 　　三螺旋理论认为，中介组织应建立良好的评价体系，才能有效地促进三螺旋合作。西方国家对大学城的评价指标有：人口、学生数、人均收入、失业率、在自有住宅居住的比率、饭店、书店、公共图书馆等15个指标。这些指标对大学城管理进行监督和评价。但是，对我国大学城管理的评价，往往是从政府的角度，只关注产学研和科技转化成果，还是唯经济论。 　　（四）文化缺失 　　中介组织核心价值是促进三螺旋环境下资源流动的主要因素。大学城的核心价值在于文化性，由文化凝聚创新精神，带动技术、人才的自由流动。但是我国大学城文化建设却没有跟上其他的建设速度。有68.66%的学生和66.97%的教师认为松江大学城的文化建设和文化氛围一般，20.69%的学生和7.58%的教师认为松江大学城的文化建设和文化氛围不好。松江大学城的例子，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