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礼―仪之辨.docVIP

《春秋左传》“礼―仪”之辨 　　摘 要：《春秋左传》中展现了对礼的不同理解，一种是俗常之礼，认为礼是一种仪式；一种是《左传》之礼，认为礼不仅仅是指礼仪，更重要的是礼治，即将礼与实际政治功能联系在一起；一种是孔子之礼，认为仁是礼的内在根据，只有依仁而行的礼才是人所必须守护的价值。这些不同的理解表明了对礼的认识，由形式转向实质，由外在转向内在，礼的含义得到不断的深化和丰富。 　　关键词：春秋左传；礼；仪；仁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082-02 　　《春秋》纪事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3年），终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左传》更续至二十七年。这一段时间正是周文凋弊，礼乐制度逐渐崩溃的时代。据孟子所言，孔子作《春秋》，乃是为了让“乱臣贼子惧”，《春秋》的微言大义似乎是要复兴礼乐。然而《春秋》经文本身并没有直接阐发礼的文字，所以只能通过《三传》来看出一些消息。由于《左传》纪事翔实，本文将据此来了解春秋时期士大夫对于礼的理解以及其与当时人们的俗常之礼和后来孔子之礼的比较。 　　一、俗常之礼 　　“礼”的起源有很多说法，然而周公制礼作乐的传说则显示了周代礼乐制度的发达。礼作为调节各阶层政治秩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王国维通过对甲骨文的考证认为礼字最早指以器皿盛两串玉献祭神灵，后来也兼指以酒献祭神灵，又后来则以礼指一切祭祀神灵之事。而杨宽在《冠礼新探》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礼’的起源很早，远在原始氏族公社中，人们已经惯于把重要行动加上特殊的礼仪……这些礼仪，不仅长期成为社会生活的传统习惯，而且常被用作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社会组织和加强部落之间联系的手段。进入阶级社会后，许多礼仪还被大家沿用着，其中部分礼仪往往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和改变，作为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组织和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1]262 　　王国维的考证说明了后来的礼的日常仪式来自于祭祀所需要的仪式固定性，杨宽则认为不单单是祭祀，只要是重要的行为，那么伴随行为本身的还有附加其上的特殊礼仪，而这些礼仪一般固定为一系列的象征性动作。这就是说礼仪或者仪式本身具有一种规范性，这种规范性由于其固定性，就作为阶层、权位、身份等的象征，最后则表现在它能使人们各安其分，各守其职。 　　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谓：“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2]1194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是仪式本身所带来的作用，它体现了伴随着礼仪的宗法政治秩序。这种秩序的可能乃是建立在整个社会的礼乐氛围的基础上，以及其所带来的价值认同和自觉遵守。由于礼仪的繁复，使得每个人都纳入仪式的视野中，并在仪式中体验/体现自身的价值。这种留有上古祭祀遗迹的仪式本身，在没有遭到巨大破坏之前，有其自身的牢固性。 　　然而，在这一套制度实行几百年之后，人们对它的认同越来越低。因为随着时代的前进，有一部分仪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使得人们对其进行不断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或者说损益是合情合理的，以至于很难说是对礼制本身的破坏或变革。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调整，使得礼制变得并非牢不可破，而僭礼行为也越来越多。固然僭礼的行为一般并非是礼制自身调整的结果，而是由于背后的政治秩序发生改变，同时又牵涉经济生产的变化等等。但这种因应时势的礼制调整仍不免会成为一种口实，最后导致礼乐秩序的崩坏。 　　那些固守礼制而不懂变通的人，倒成了形式主义的代表。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2]397 　　这个故事很清楚地显示了礼制的崩溃，这种崩溃不在于由于遵守礼仪而战败，而在于礼制内部本身出现了冲撞，即大礼与小礼，大节与小节的冲突。宋襄公的失败在于他明知这种遵礼行为会导致战败，甚至会“亡国”，然而却依然振振有词，因为他自认为遵守了礼仪。这当然是一种形式主义，然而却并没有违背礼制。宋襄公之所以成为嘲弄的对象，一方面是礼制本身出现了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是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而开始有了新的观念和想法。 　　这就是为什么春秋时候一部分士大夫对“礼”产生新的认识，因为完全的仪式本身在没有全体遵守的氛围下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