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子文化批判与自我救赎.docVIP

胖子文化批判与自我救赎 　　“胖子被用来代表庸常世俗，以衬托瘦子的崇高或癫狂” 　　莎士比亚很爱他笔下一位名为福斯塔夫的胖子――爱到了能用几百句不重样的风凉话埋汰他。在《亨利四世》哈尔王子的登场戏里，福斯塔夫就出现了――他像头猪似的睡醒了，条件反射性地问哈尔王子：“现在什么时候啦？”哈尔毫不留情地对胖子犯起了毒舌：“你只知道喝好酒，吃饱了晚餐把钮扣松开，一过中午就躺在长椅子上打鼾；你让油脂蒙住了心，所以才会忘记什么是你应该问的问题。见什么鬼你要问起时候来？” 　　为了解释只知道吃喝睡的胖子为什么用不着关心时间这种东西，莎士比亚想出了更多的词儿来证明胖子的灵魂在于享乐。福斯塔夫是“人形的大酒桶”、“充满着怪癖的箱子”、“塞满着兽性的柜子”、“水肿的脓包”、“庞大的酒囊”、“堆叠着脏腑的衣袋”、“肚子里填着腊肠的烤牛”……而腹黑的哈尔王子之所以愿意跟这位坑蒙拐骗偷样样不含糊、走起路来连自己的膝盖都看不见、一身肥油的懒蛋混到一起，也只是想利用胖子来塑造自己浪荡子的形象――让全世界都觉得他不成器之后，突然来个“变成明君”的反转剧――由此看来，在哈尔王子（抑或在莎士比亚）心中，跟一个懒惰狡猾的胖子混在一起，就是能够表现堕落的最佳途径。 　　后来王子即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福斯塔夫决裂――以此向人民群众表明他“改邪归正”的决心。观众当然知道王子对此早有预谋，但痛失王子之爱的福斯塔夫却不知道――胖子被瘦子利用，因此抑郁而终。 　　如果说福斯塔夫作为胖子总是被埋汰有点儿悲惨，那么西班牙的农民桑丘就更悲催――福斯塔夫好歹也授勋成了爵士，而桑丘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以他世俗的肤浅，衬托出堂吉诃德在癫狂表面下隐藏的骑士精神。 　　在塞万提斯笔下，堂吉诃德是个“年近五旬，体格健壮，肌肉干瘪，脸庞清瘦，每天起得很早，喜欢打猎”的贵族――简单来说，是个瘦子。而桑丘却是个出身贫寒、目光短浅、被堂吉诃德游说而来的骑士侍从――简单来说，是个胖子。 　　理想主义者堂吉诃德重精神，口腹之欲并非他生命的重点，导致了他瘦??高高。而务实主义者桑丘重世俗，因他外甥女评他为“馋鬼、饭桶”，所以必须是个胖子――正如哈罗德?布鲁姆在《如何读，为什么读》一书所说，“堂吉诃德是哈姆雷特同袍，而桑丘则是约翰?福斯塔夫爵士的难兄难弟”。 　　热衷于埋汰胖子的绝不仅仅只有莎翁与塞万提斯，莫里哀笔下那位胖子答尔丢夫，以及冈察洛夫笔下那位整天窝在沙发上什么都不干的“多余的胖子”奥勃洛摩夫，均不是道德败坏就是懒惰至死――胖，成了贪欲和懒惰写在脸上的罪。当文豪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瘦子来表现理想主义的时候，胖子就只好被用来代表庸常世俗，以衬托理想的崇高或癫狂。 　　肥胖和战争一样烧钱 　　如果在以剧场为王的中世纪作家、和能够以文本自由想象主人公形象的读者眼中，这象征着高尚的瘦以及代表着世俗的胖还能成为兄弟互相衬托的话，那么到了以屏幕为王、不容任何想象的现代审美标准里，胖已经成为了不能容忍的恶。 　　在纪录片《拍我：模特日记》中，尽管顶尖模特萨拉?齐芙十分明白时尚圈里的女孩子们是用何种非人手段让自己不吃饭的，但当她看到杂志上的自己时，依然免不了对着那已经像筷子一样的身材感慨：我的屁股太胖了。 　　平面和屏幕永远有本事放大人们的身材，而公众们永远在通过平面认识自己和他人――在照片上看到你的胖，就等同于你真的胖。所以70年代的人们忙着羡慕大卫?鲍依、Twiggy和伊迪?赛奇维克所代表的海洛因式白瘦美，90年代的媒体们又赶紧投靠Kate Moss般带着冷漠与病态的颓废苍白范儿。图片与屏幕上的阴郁美让瘦不再仅仅只是胖的反义词――瘦摇身一变，成了一种能够代表着疏离、酷、十分与众不同的时代表情。而到了那部著名的反消费主义的《搏击俱乐部》里，让诺顿哥人格分裂成皮特去爱的“哥特女神”玛拉，若换个对所有食物都充满热情的消费主义胖子，都是绝对演不来的。 　　《让我们谈谈凯文》中，身高1.8米、苗条贵族气的蒂尔达?斯文顿对着她那个从小就一脸阴郁嘲讽万物的儿子吐槽：“不管我什么时候见到这些胖子，他们无一例外，永远在吃。”这倒是个真理：胖，象征着无力自控。而瘦，则完全可成为自控力层面上的成功学。 　　小甜甜布兰妮只要一变胖，立刻就成了其精神再次紊乱的铁证。当不吃饭的天才男装设计师Hedi Slimane带着一群不吃饭的男模特们让老佛爷也跟着不吃饭、《穿普拉达的恶魔》中本来对时尚丝毫不感兴趣的小助理最后也踏上了努力让自己摆脱“6号女”标签的漫漫减肥路、刘青云在《我要成名》里对着努力跑楼梯掉脂肪的小姑娘说“在香港，只要瘦，就能当演员”的时候，他们都在为小S那几段流传最广的“减肥成功学”做注脚：“要么瘦，要么死。你别以为有真本事怎么着，外表更重要。胖子是没有前（钱）途的。你再有本事心地再好，也只能是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