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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中基会内“圈子”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共有两次，第一次退还造就了清华，第二次退还诞生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中基会是负责保管与分配庚款的机构，其最高权力机构是由15人组成的董事会（中方10人，美方5人）。中方董事中有很多是胡适的老同学、老朋友，在其加入中基会之前便熟识，有的甚至是莫逆之交。胡适加入中基会后，凭借他在文教界的巨大影响力与其自身特有的“磁性人格”，这些老同学、老朋友迅速在其周围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我们姑且称之为“圈子”。既然有“圈子”，就会有“圈内”与“圈外”之分，圈子内外不时也会有争执与敌意泛起。胡适作为这个“圈子”的核心，当“圈内”出现矛盾与分歧时，他便会很自然地成为调解人，尽力弥合裂痕；而当“圈外”有压迫与误解袭来时，他又会作为主力冲锋陷阵。胡适可谓是这个“圈子”的“修理工”与“保护人”。 　　“圈子”在哪里 　　1927年6月29日，在中基会的第三次年会上胡适正式当选为董事，当时选票共有八张，而胡适得了七张，由此可见众董事对其呼声之高。而在次年6月的第四次年会上，胡适又被缺席选为名誉秘书。这是一个无俸给职，主要负责会议组织、会议记录与年度会务报告工作，要求具备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与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而胡适正好符合这些条件，正可谓“人得其位，位得其人”。名誉秘书这个“有利地形”，加上胡适已经具有的在文教界绵密的人际关系，一个相对稳定的“圈子”在中基会内初见雏形。这个“圈子”囊括了中基会的很多重要人物，如蔡元培、蒋梦麟、任鸿隽、丁文江、陶孟和、傅斯年等，都是当时文教界及社会的“名流”。 　　综合来看，这些“圈内”人物存在着一些共同点： 　　其一，都曾留学欧美，而且留欧之中没有留法的。法国的教育体制比较特殊，是中央集权下的大学区制，其学位取得方式与其它欧美国家有着很大不同。法国的文化也向来自成一体，是欧洲典型的大陆文化，富有浪漫的革命理想，也不乏激进的革命行动。而胡适一贯主张温和的政治改良与渐进的社会改革，留法的人因此很难??到胡适的认可并融入“圈子”。 　　其二，回国后大多在文教界任职，且多集中于北大和中研院。蔡、蒋都曾做过北大校长，蔡还是中研院首任院长。任、丁都曾担任过中研院总干事，而且丁还曾担任过多年的北大地质学教授。北大、中研院与中基会三位一体，三个机构的人员相互交叉，北大和中研院能够得到中基会的特别“关照”决非偶然，这与领导人之间所保持的深厚私谊是分不开的。 　　其三，大多具备参政议政的意识与能力。他们在自己的学术园地开垦出丰硕成果的同时，又积极寻求专业领域之外的建树，与单纯做学问的学者，如陈寅恪、钱穆等绝然不同。他们一般不会主动参与实际的政治运作，但往往坚持走“讲学复议政”的道路，充分利用现代传媒与公共舆论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期望以此来影响政府决策。 　　这些共同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合作的基础，是“圈子”正常运转的条件。先在“圈内”达成共识，再将共识变成正式的会议决议，这是“圈子”运作的基本流程。1927年底，中基会所属的北京图书馆馆长一职出缺，任鸿隽为此致函胡适，表示打算推荐丁文江继任馆长，但同时透露会中有董事推荐顾维钧。任想以此来探知胡的态度并寻求胡对丁的支持。随后，丁文江亦致函胡适，对任的提议表示“愿意暂时担任”，认为顾维钧不适合做这个馆长，最后还表示“一切等你来再谈”。正是有“圈内”共识作为基础，丁文江最后顺利当选。除此之外，比较典型的事例即是1931年中基会与北大的合作研究特款计划，通过“圈内”的书信往来以及面谈，形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然后提交董事会讨论通过，并在几个“圈内”朋友的参与下合作得以顺利进行。抗战胜利后，又是凭借这种个人私谊摆脱了台面上董事会章程的束缚，使北大获得了中基会十万美元的贷款。 　　社会调查所合并案 　　社会调查所原名社会调查部，是中基会创设的专门从事社会调查与研究的机关。1926年7月，社会调查部在董事会干事部下成立，至1929年7月，中基会将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社会调查所，使其成为独立永久机关。此后，工作范围渐次扩大，工作人员随以日增，并在中基会的赞助下另筑新所址。社会调查所成立后不久，陶孟和即被聘为所长。在其领导下，调查所对北平及其周边进行了多项社会调查，编辑出版了四十余种中英文刊物，“足为研究我国社会及经济问题之参考”，中基会对其贡献的评价是“殊堪引慰”。 　　但这样一个成绩斐然的学术研究机构最终却难逃被合并的命运。1933年，在中基会第九次年会上通过了一项议决，决定“请执行委员会对于本会各种事业加以研究，如有与国内其他机关之事业性质相同者应设法避免重复，增加合作”。经过半年多的研究讨论，执行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增进事业效率的报告，报告肯定社会调查所“有开创与提倡之功用”，但认为当前专以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