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五问成为人大开展专题询问重要推手.docVIP

让“五问”成为人大开展专题询问重要推手 　　2010年全国人大成功开展对中央决算实施首次专题询问之后，成了全国各级人大及常委会开展专题询问的样板，由原来的“问钱”“问粮”逐渐发展到了如今的“问医”“问教”等。笔者认为，要不断增强专题询问的针对性，逐步从“尝试”走向“常态”，从重“个别”到“普遍”的转变，切实把专题询问渗透到人大各项监督工作之中，进一步增强专题询问效果。 　　端正思想“问” 　　监督法规定：专题询问是在人大常委会审议议案或听取有关专题报告时，由常委会组成人员就某一特定问题向“一府两院”及其职能部门提出询问的一种监督形式。2010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率先开展专题询问后，虽然在全国范围内起到了模范带动作用，但个别地方人大常委会认为专题询问是一种“新型”的监督方式，缺乏对专题询问目的和意义的足够认识，导致在开展专题询问活动时迈不开步子，思想上过于“谨小慎微”。笔者认为，要端正开展专题询问的思想，弄清专题询问是监督法赋予人大常委会依法监督的权力，更是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的一种形式，不是挑政府部门的“毛病”，更不是揭政府工作“之短”，而是通过与政府相关部门就某一主题进行深入沟通和良性互动，最终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之目的。因此，各级人大常委会要自觉排除外界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更不要过分担心会影响与“一府两院”的关系，向“一府两院”讲清开展专题询问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监督法、地方组织法、代表法赋予人大常委会的一种监督权。在开展专题询问时，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要主动与“一府两院”沟通和协调，提前通报开展询问的时间和内容，共同研究专题询问方案，让“一府两院”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赢得“一府两院”的支持与理解。特别对社会敏感性较强、百姓关注密度高的重大民生项目，要深入扎实地调查研究，全面掌握有关询问的第一手材料，克服盲目上阵、急功近利的思想，力争做到胸有成竹。 　　正面追击“问” 　　行使询问权是人大依法履行职责、监督国家机关工作的重要形式，而不是人大常委会故意给“一府两院”“找差子”“挑毛病”。但是，个别人大常委会在开展专题询问时，有的将专题询问视同质询一样来对待，造成个别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心理上顾虑重重，致使在开展专题询问过程中，时有重提“普遍问题”多、轻“热门问题”的现象出现，担心“挠痒用力过重会出血”的思想。对此，如何“问”、怎么“问”、“问”什么是取决于开展专题询问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性问题。笔者认为，要想问得清楚，答得明白，促进监督，形成共识，就必须正面追击、一针见血、单刀直入。对于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要站在群众的角度，用群众的语言来提问。例如，以开展财政预算执行专题询问为例，请问贵单位今年申请预算3个亿用于改善民生项目，年底将至为何迟迟不见动静，你们是如何把握预算支出的进度呢？请问监察、审计部门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你们对财政预算支出的监督有什么针对性的做法？又如，以开展食品安全专题询问为例，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相继发生，从消费者旷日持久的诉讼到公共舆论声势浩大的批评，再到国家领导人三番五次的痛心疾首，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全民公敌”，但为何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愈演愈烈？“请问政府对部门领域食品安全监管职责不明确、部门之间存在推诿扯皮现象采取了哪些措施？”类似这样的提问既要“一针见血”，更要“一步到位”，而且能触动询问单位的“神经”，又能体现人大常委会依法监督的威力。因此，各级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题询问前，反复研究提问内容、技巧和策略，精选与改革发展稳定、百姓切身利益、社会普遍热点问题作为提问对象，并指定熟悉人大工作法律法规和询问内容的专人提问，而且设定提问内容尽量通俗易懂、语言精练，简短有力、切中要害。切勿漫无边际、面面俱到。 　　开展经常“问” 　　监督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专题询问的方向性，而对专题询问次数和范围未作具体明确规定。因此，各级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题询问时应不限于“问钱”“问医”“问教”等内容，而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逐步向纵深发展、向实践延伸、向内容突破、向范围扩大、向高度提升，逐步从“尝试”走向“常态”，从重“个别”到“普遍”转变，切实把专题询问渗透到人大各项监督工作之中。一是建立长效询问机制。每年研究确定监督工作要点时，要围绕党委中心工作，根据当年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拟定几个事关民生热点的专题询问项目，并提前发给“一府两院”。在年中或年尾适时阶段，采取抽签或临时指定的方式，每年要开展2至3项以上专题询问内容，通过询问形式促进各项监督工作的落实。二是启动临时动议机制。例如，对重大民生工程、群众群体上访、公共交通管理等社会热点难点问题，采取临时动议或短时间预告等方式，对“一府两院”依法行政的某个项目开展询问活动，这样既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同时又促进了监督工作的开展。三是开展专题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