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之行水与儒家性善论设定.docVIP

禹之行水与儒家性善论设定 　　【摘要】《孟子》通过取譬于水、禹之行水说明：人性本向善，如水本就下，水流可能改变方向甚至于泛滥，人性造就过程中也会受利欲之势的诱迫改变方向。就个人人性的养成来说，成就善性是人性本身所要求的;而就政治家来说，疏通、调节，以创造环境成就人性责无旁贷。而关于人性的讨论，孟子对作为单数的“人”与作为复数的“民”要求有所不同，前者向善，主要针对君、士人而言;后者归仁，虽说的是民心，事实上仍在强调当权者的政治责任。 　　【关键词】水喻;大禹治水;人;民;善政 　　 　　一 孟子取譬于水 　　孟子继承孔子“能近取譬”的方法，在论证中大量取譬。其中取譬于水这一自然现象及取譬于大禹治水这一历史经验的地方值得注意。 　　孟子取譬于水的地方主要见：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以下凡引自孟子，只示篇名）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滕文公上》） 　　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离娄上》）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上》） 　　上引第一段话孟子认为水的可取之处在于有源有本，前进不止;第二、三、四段话中取之于水的地方在于“水之就下”的方向性或目的性。尤其从第四段话中，从孟子对告子“性无善无恶论”的论据的反驳中，可以看出水喻在孟子性善论的构建中之重要。告子本来试图取譬于水，认为水流无分于东西，人性犹如水流，无分善恶。孟子认为水确实无分于东西，但水却有向下的方向、目的性;水流行进过程中受外在之势的阻碍或干预，或过颡，或在山，但那不是水的本性。人性也一样，成长过程中会受到外在势力的影响变恶，但那种恶不是人的本性。在这里，通过取譬“水之就下”，孟子反驳了告子人性无善无恶的第二个重要证据――“水无东西”。 　　注意这段话中“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一语，其中包含了“性”与“势”的分殊，这一分殊包含着一个重要设定，即水之性并不是水现实的走势，即水之就下是一种没有外在强势影响下的发展方向，而现实的水的走向是受外在力量影响的结果。那么，同样的，人性并不等于现实中人的实际善恶表现，因为这也是要受“势”的影响的。这一点，赵歧的注说得较为明白，见： 　　人以手跳水，可使过颡，激之可令上山，皆迫于势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为不善，非顺其性也，亦妄为利欲之势所诱迫耳。（焦循《孟子正义》卷二十二） 　　在这里，赵歧把水的反常走向归因于“迫于势”;同样，人的不善，是为利欲之势所诱迫。“利欲之势”事实上在《孟子》原文中也就是“习”。 　　以上孟子与告子之间的论证是他们论证的第二回合，与他们之间论证的第一回合相互发明、相互贯通。在第一回合中，孟子对告子“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的立论加以反驳，认为须“顺杞柳之性而以为??”而不是“戕贼杞柳而后以为??”。（《告子上》）在这两个回合中，孟子通过自然事物本来的性质或前进的方向性来比拟人的性质，人性本来是善的，成就人性必须顺乎自然。以这两个回合的辩论为基础，进入第三回合，告子提出“生之谓性”，孟子认为人之性不同于牛之性、犬之性。接着第四回合告子提出“仁内义外”，孟子认为仁义皆内在。接着孟子又与公都子展开讨论，正式提出人皆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认为“仁义礼智，非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 　　从以上论证的深入过程来看，第二回合中孟子抓住“水之就下”来论证人性之善起到了关键性的上下承接作用。并且这一取譬也是后面孟子与公都子讨论时运用“牛山”之譬的重要铺垫。牛山原有萌蘖，只因过度伐牧，失去生机，但这不是“山之性”。事物原有发展、生长的方向性，被外在因素破坏改变了现实的发展、生长状态，这是水喻、牛山之喻共同说明的。 　　有人会问，两个譬喻的取象意义既相同，何必重复？其实这两个譬喻仍有不同之处：牛山之喻中，因为斧斤砍伐等外在因素改变了牛山，外在因素的作用使得牛山之木曾经的美失去，所以它的重点在于求得或恢复，所以引出“求放心”与“养气”、“养心”这些工夫论。而水喻中，水过颡、在山等，在于“其势则然”的阻碍力量使得水改变就下的方向，而由这一喻，孟子从方法论上固然也讲人生修养过程中要抵制“习”的诱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