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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卫东 还在教育边上 　　“你为什么要离开《中国教师报》？” 　　四年里，记不清有多少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了。而当年我离开工作了十三年之久的省重点中学北上时，却很少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会选择《中国教师报》？” 　　可能许多人觉得，在教育媒体做编辑记者肯定比在学校当老师强，特别是这家媒体名字上还有“中国”两个字。而于我来说，离开重点中学，只是为了获得更多一点的自由；六年的《中国教师报》经历，回想起来只能说是路过，而在职业学校的这四年，可谓百味杂陈。 　　为心灵自由，离开省重点中学 　　1991年师范大学毕业后，我很顺利地回到高中母校当了政治教师。学校当时是县里最好的高中，我因此不必像许多分配在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的同行那样为调动而努力。个人性格的原因，我不甘平庸，总想做点什么，于是还没正式上讲台就提交了一份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设想给学校领导。一年后，不论是班主任管理还是教学工作，我的考核都没合格。可能看着我工作态度确实很好，学校领导给了我一个机会，第二年安排我继续留在高一当班主任。一个学期下来，我带的班就被评为“学校先进集体”。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班获得先进，教育理念的不同，使我不屑于参与这种游戏，到最后，甚至发展到不想再上政治课。 　　千万别以为我是教得太糟糕不得已才离开学校的。在学校，我也算是做过一些领先的事情。比如，当时绍兴市的第一堂政治多媒体课是我上的；我是学校里最早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的老师；我曾指导学生辩论队参加过省赛；应央视科教频道邀请录制过“个性的魅力”节目；在教育刊物上发表过单篇上万字的文章；曾有高三理科班的学生在自修时间请我回去讲课……离开时，我是学校的政治教研组长。 　　我喜欢教书，但极度讨厌撒谎；我不反感应试，但不能忍受唯有应试；我不反对成为名师，但那种精神猥琐的名师让我失望。1996年下半年，我参加了由教育部委托北师大举办的为期半年的“全国思想政治课骨干教师进修班”。进修班规格高，授课教师自然不含糊。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主要是两拨人，一拨是全国知名的中学思想政治课特级教师，可以说是特级中的特级。另一拨是大学教授，每一个人的名字那时候都是响当当的。 　　这两拨人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大学教授们不论是严谨型还是豪放型，课上课下都显得非常大气，有学问没架子。几位中学特级教师虽然名声很响，可是和教授们相比――恕我不敬――有人居然显得有些猥琐。有一位特级教师在最后一次讲课时和我们分享了“辨析题的十种类型及答题技巧”，很实用的东西。特级神秘而又自豪地告诉我们，有一家电视台出高价请他去做电视讲座，他拒绝了，这是他的研究心血，轻易不外传，这次看到年轻的优秀同行很高兴，所以愿意无偿和大家分享。 　　我和进修班的其他同学一起鼓着掌，心里却在想：这就是中学政治特级教师？我以后也会是这等模样吗？又听名师严肃地说：“我愿意和大家做朋友，不过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泄露给其他人了。” 　　一个著名的政治特级教师，努力了一辈子，临近退休了，最得意的竟然是“辨析题的十种类型和答题技巧”。我知道，这辈子自己无法再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老师了。 　　因为“白天，出了家门进校门，郁闷；晚上，出了校门进家门，郁闷”，2004年暑假，忍无可忍的我离开了工作了十三年的学校，由《中国教师报》的读者作者变成了编辑记者。 　　《中国教师报》六年，只是经过 　　在报社工作那几年，每每去学校采访，经常会听到诸如“见多识广”“高屋建瓴”的溢美之词，进而是“妙笔生花”“提炼出彩”的恳求。离开报社回到学校工作后，与现实或网络中的同行交流，也不时会有人说：“你在报社待过，看问题的角度就是和我们不一样。” 　　开始，我还会解释一下。后来，发现太麻烦且无效，也就懒得说了。 　　加盟《中国教师报》时，我已经35岁了，人生观价值观早已经确立，思维方式或者说思维习惯也已经形成并定型。在报社，除了学到一点采访技巧，其他的，在我去报社之前其实已经就那样了。 　　说到采访技巧，也真不多。曾有一位接受采访的老师写过一篇博文，说接受我的采访很轻松，因为我就是听，很少说话。我估计，接受过我采访的老师大多会有这种感觉。我一直对技巧不是太在意。在学校，我不太在意教学技巧，懂学生了，技巧自然就有了，不懂学生，硬生生耍点技巧往往容易弄巧成拙。在报社，我也不太在意采访技巧，采访之前的功课做足了，知道老师们希望了解哪些方面，也知道采访对象的基本教育教学理念和做法，采访自然会很顺利。 　　为什么要说这些？可能我心里一直有个疙瘩。别的圈子了解不多，对教育圈多少有些感觉。很多老师在编辑记者面前那种低姿态，有时候真让人难过。编辑记者其实也是普通人，他们对教育的理解未必就比老师深刻。老师们过于尊敬教育编辑记者，无意中也惯坏了一些人。有的编辑记者，看到那么多老师对自己顶礼膜拜，不自觉地飘飘然起来，以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