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账户实账化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困境与现实路径选择.docVIP

个人账户实账化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困境与现实路径选择 　　 　　一、我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简要回顾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真正改革是从1986年开始的。从1986年到1994年，其中心内容是实施养老保险的县级统筹和在部分城市实行个人账户的试点。从1995年到1997年，其中心内容是建立并实施个人账户。从1998年至今，其中心内容是实现养老保险支付制度的省级统筹和实现养老保险的社会化发放。 　　我国现行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体制，是现收现付制与基金积累制相结合的混合模式的一种类型。它兼有现收现付制模式与基金积累模式的一些特点。我国这种“统账”结合的模式，其目的之一是为了完成社会保险“体制转换”的需要，使现有基金能够为以前没有积累的离退休人员提供基本保险；另一方面是希望我国能在经济增长与人口结构都处于黄金时代的20―30年内，使在职职工能为自己积累一定的社会保险基金尤其是养老基金，以减轻企业、财政负担并培育资本市场。应该说，其改革的初衷还是好的。 　　与单纯的现收现付制或基金积累制相比，这种混合模式有自己的运行机制。首先它要保证支付离退休人员（“老人”）的需要，其次要为处于中间阶段的现有在职人员（“中人”）提供基本养老金与部分个人积累，还要为新规定颁布后开始参加工作的人员（“新人”）提供基本保险与完全个人账户积累。 　　 　　二、转制成本及其筹融资：个人账户做实的第一步 　　 　　1?转制成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Aaron认为现收现付制养老体系存在一种“社会保险悖论”，因为现收现付制开始时的第一代退休者并没有缴纳养老金，但他们却获得了养老金给付，他们是养老金制度创新的纯受益者。在制度的连续过程中，每一代人的福利增加，均来自于后续一代的收入转移。由于现收现付制的连续的无限性而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如果现收现付制无限延续下去，任何一代的养老金权益总会有明确的支付主体；但当从现收现付制向积累模式进行制度变迁时、就必然会出现上一代人的养老金给付缺乏明确的支付主体。如果该给付责任转嫁到在职劳动者的头上，则在此变迁过程中，完全积累制的第一代不仅要为自己缴费，还要为他们的上一代缴费。两次缴费却只有一次受益，在福利上显然是要蒙受损失的，即相对于现收现付制而言，转制一代的福利必然要因为转制而恶化。 　　Verbon(1998)利用一个两期的交叠世代模型证明，在一个小型的开放经济中，从现收现付制到完全积累制的转变是不可能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一旦选择了现收现付制，就不可能在不伤害某代人利益的情况下退出。相对于转制前的初始状态而言，从现收现付制向完全积累制的转变肯定会产生额外成本――转制成本。我国养老保险体改革制的初衷是要改变现行的现收现付制，通过养老基金的部分积累过度到完全积累模式。但是正如Verbon所指出的，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到完全积累制的转变不可能是“帕累托改进”，必然会产生额外的成本――转制成本。 　　转制成本的产生是由于仍需要一段时间去偿还原体制下的债务。这一融资缺口的金额等于，假设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计划在今天立即终止，所有必须支付给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现值加上在职职工已积累、并必须予以偿付的养老金给付的现值之和，是养老金的隐性债务（Implied Pension Debts）。我国转制成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新制度建立时已经退休的职工（“老人”）的养老金给付，它等于“老人”应该获得的养老金总量减去将来从社会统筹基金中可以分配给这部分老人的养老金总额的现值；另一部分是在职职工（“中人”）在原制度下积累起来的养老金权益，它等于为充实其以往年份中的个人账户所需要的金额。在缺乏政府的财源支持的状况下，社会统筹基金与原制度的隐性债务之间必然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这是由于在有限缴费率下满足当前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支付与管理费用外，留作积累的部分已不多，这使新制度下本来应该是完全积累性质的个人账户成为非完全基金的或非基金的，个人账户的名义积累与实际积累相互背离，形成所谓的“空账”。“空账”意味着记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已用于当期已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制服，养老金支付是完全代际转移的，新建立起来的养老金制度实质上还是现收现付制的，基金只是账面上的基金，养老保险制度的风险依然存在。 　　 　　2?转制成本：谁来为你买单 　　面对如此巨额的转轨成本，究竟应由谁来弥补这一缺口呢?我国传统的养老金制度是建立在国家具有充分理性和完全信息、个人是非理性和短视的这一假设前提之上的。因此在理论与机制的构建上，排斥了个人承担风险，风险全部转给国家，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隐蔽契约：职工承诺将一部分必要劳动费用出让给国家，由国家集中使用和管理这笔风险基金（养老基金）；而国家承诺向职工提供养老保障。在40多年的现收现付制的模式下，在“低工资低消费”和“高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