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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FDI偏好 　　内容提要：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但同时每年又吸引着巨额的FDI，这种大进大出的背后反映了怎样一种经济现实，而大规模的吸引FDI又是否值得呢？本文将从体制缺陷的角度出发，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FDI的引入实际上克服了中国传统体制中内生出的双重道德风险，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FDI） 双重道德风险 “绑定”机制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数量和规模增长显著。尤其是在1992年以后，FDI的流入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199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达275.15亿美元，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FDI东道国，此后每年吸引的FDI数量一直高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2002年，中国吸收FDI的数量曾一度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2000年到2006年我国平均每年吸引FDI的规模高达549亿美元，2006年更是破记录地达到694.68亿美元。 　　而另一方面，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之一。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H.Chenery)和斯特劳特(A.M.Strout)于1966年在《国际外援与经济增长》中提出著名的两缺口模式，其表达式为I-S=M-X（I为投资，S为储蓄，M为进口，X为出口），意在说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面临储蓄不足和外汇不足的双重约束。我们将该等式变形，可得到双剩余模式，即S-I=X-M，表明本国的剩余储蓄通过某种形式输出，为其他国家的进口提供融资。其他国家从该国的进口又通过贸易顺差转化为该国的外汇盈余。具体到我国，从1990年起，我国的对外贸易除了1993年之外，其余年份均为顺差，并且顺差逐年加大，尤其是2005年和2006年，贸易顺差分别达到1341.89亿美元和2177.46亿美元。外汇盈余大部分都转化为官方外汇储备，导致我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等方式将资金输出，为美国的贸易赤字提供融资。同时，2005年国内储蓄率高达51%，居民储蓄率也在35%以上。在这种资金充裕的背景下，为什么我国仍然不遗余力地吸引FDI呢？众所周知，FDI是最昂贵的一种外来资本，其在中国获得的投资回报率要远远高于一般债券的收益率，也就是说，FDI要分享相当一部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那么这种现象合理吗？它的背后究竟反映了怎样的经济现实？这将是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 　　 　　二、现有理论的不足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FDI就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文献。按照研究所选取角度的不同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研究一国为何要吸引FDI；另一类则是从跨国公司的角度出发，研究跨国公司如何选择投资目的地，哪些因素决定了跨国公司的选址等。大多数文献都是选取其中一个角度进行研究，很少有文献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事实上，即便一国具备了吸引FDI的各种条件，但没有东道国的政策支持（或对FDI采取各种歧视政策），抑或是东道国对FDI采取了开放欢迎的态度，但自身条件不足，都无法导致FDI的大规模流入。因此，要研究一国吸引FDI的规模，必须将东道国因素和跨国公司因素结合起来。 　　许多学者都试图解释FDI大规模流入我国的现象。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主要有刺激出口、解决就业压力、吸引技术以及意识形态偏好这几种理论。然而这些解释并不完善。从跨国公司的角度出发，主要认为巨大的市场、持续的经济增长、廉价充裕的劳动力、良好的基础设施等因素是我国吸引大量FDI的主要原因。但这类研究往往忽视了中国薄弱的制度基础，包括法制不健全、产权保护不力等，这些因素会大大限制东道国吸引FDI的能力。少数学者尝试着从制度的角度去探寻FDI大规模流入的原因，如Wang, Hongying (2000) 认为法律基础薄弱下，FDI大量进入中国的主要原因是“关系”在中国社会里广泛存在。这种以信任和互惠为前提的“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制度的薄弱。Huang, Yasheng（2001, 2004）认为中国制度方面的扭曲是造成FDI超常增长的重要原因。这种制度扭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金融体系是按照政治上而非经济上的优先级来分配资源，私营企业获得信贷的难度最大；二是目前中国的法律对私营企业缺乏保护；由于规模扩张时的资金约束以及缺乏法律保护，使得私营企业愿意吸收FDI成为合资公司，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两种扭曲；三是行政上的分割及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的格局，导致了FDI的大量流入和FDI质量的下降。上述的种种解释都可归结为中国经济对FDI有偏好，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经济对FDI的偏好呢？这些文献无法解释。 　　本文将从体制缺陷的角度出发，为中国经济对FDI的偏好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