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芥川龙之介切支丹物”中的二律背反.docVIP

论芥川龙之介“切支丹物”中的二律背反 　　芥川龙之介一生前后期的创作风格截然不同：从历史题材创作转向私小说式的诗性创作，但其怀疑主义倾向是一以贯之的。从二元出发剖析问题是芥川创作的一大特征。在他一生创作的147篇小说中，体现其二元冲突最具代表的莫过于基督教文学（即切支丹物）。笔者以芥川龙之介的切支丹物为中心，探得其怀疑主义倾向的根源在于二律背反。芥川终生的创作对于理性有所批判，但批判理性并非他的目的，他让理性严守其分际，为信仰留出地盘，以进一步维护理性在现实世界的职权。这正是芥川龙之介独特且苦心孤诣之处。 　　1978年，日本学者小泽保博在《芥川龙之介与大众：再考》中指出，作品《西方之人》中存在两个支柱：“永欲固守”和“永欲超越”，这两个支柱反映了芥川龙之介二律背反的人生观和艺术观。 　　本文以芥川龙之介的切支丹物为中心。就芥川本人而言，他与基督教渊源颇深，自幼受到家臣室贺文武（虔诚基督徒）的影响，熟读圣经精通教理，晚年自杀时身畔尚放着一本打开的《圣经》；就时代而言，回顾大正年间兴起的文学思潮，白桦派、人道主义及社会主义文学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可以说若要正确理解明治以来近代日本文学的形成历史，人们就必须去探究它与基督教的关系。与芥川龙之介同时代的其他切支丹物作家，如岛崎藤村、国木田独步、德富芦花等，皆对基督教呈现或热忱拥护或灰心弃教的一元化认识。20世纪初，日本处于东西剧烈碰撞交融的文化环境，而芥川龙之介以二律背反的内质和警戒之心在他的切支丹物创作中实践着对普世幸福和民族未来道路的探索。 　　一、二律背反与怀疑主义 　　二律背反（antinomy）是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德康提出的哲学概念，指两个互相排斥但同样都可以得到证明的命题（或论断）之间的矛盾。“二律背反”一词首先出现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他提出四组二律背反，每个都是针对同个对象或问题，分别形成两种理论，两种理论在逻辑上各自成立，其结果却相互矛盾。康德的四组二律背反揭示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破除了多重二律背反（如感觉和理性、德性和幸福等），“至善才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全部客体”，康德称自己的哲学为道德哲学，其目的是为人类幸福确立理论上的可能。1914年夏，芥川龙之介与吉田弥生交往，吉田乃芥川的初恋，这段恋情遭到养父一家反对，翌年分手。感发于此事，1915年2月芥川龙之介在致恒藤恭的信中写道：“是否有不自私的爱？自私的爱无法超越人与人之间的障碍，无法治愈人的生存寂寞的苦恼。如果没有不自私的爱，就没有比人生更痛苦的了。”由此，芥川龙之介以余生的创作实践开启了对爱和幸福的探索，在这场长达14年的探索中，带有怀疑主义色彩的二律背反贯穿他的创作始终。 　　“我对任何事物都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即使在诗的面前，我也想努力做一个怀疑主义者。”这是芥川龙之介写在《小说作法十则》附记中的话。从《罗生门》中理性道德在特定情况下的失效，到《西乡隆盛》中历史学家对于史料真实性的挑战，再到《龙》中惠印与众人皆恍惚看到的黑龙，它们揭示了感官本身的不可靠。芥川对于人性道德及客观真实都抱有怀疑态度，而他的怀疑又并非倒向纯粹的不可知论。纵观芥川的147篇小说，他在作品中对真假与善恶的反复探讨恰恰说明了芥川善于从二元的角度出发以理性的视角去关照问题。 　　康德的批判哲学首先是在大卫?休谟的启发下开始的，休谟将康德从独断论的泥淖中拉出来，而舍弃“独断”面临的就是倾向“怀疑”。这也正是芥川文学的一大特点，无论面对个体的人、单一的文化对象抑或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切支丹物为代表），芥川都保持着理性洞察的态度，尤其透过其切支丹物中的二律背反，人们能够更为清晰地理解他的创作观和人生观。 　　二、切支丹物中的二律背反 　　不是哲学史材料，而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经验自然科学（四个二律背反的反题）与唯理论形而上学（四个二律背反的正题）的尖锐矛盾，促使康德非常苦恼和不断探求，终于与旧形而上学分手决裂。自然科学是人类力图驾驭的对象，处于经验之中，而人的道德信仰问题则是高于人类而难以捉摸的，二者在针对同一问题的认识上构成二律背反，正是二律背反将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与此同时，芥川龙之介的切支丹物也呈现出信仰世界和经验世界的四对二律背反。 　　（一）魔鬼与上帝的二律背反 　　《烟草与魔鬼》（1916年）是芥川龙之介发表的第一篇“切支丹物”。在这部小说中，化身为传教士的魔鬼登陆日本后与牛贩子打赌，牛贩子的胜利以得到烟草地为奖赏，牛贩子的失败以出卖灵魂和肉身为代价。“正如牛贩子的胜利伴随着堕落的一面，魔鬼的失败不也伴随着成功的一面吗？魔鬼什么时候都不会吃亏。”两年后，芥川创作的《鲁西埃尔》（1918年）更将这一思考深化，“其造就了安助之时，亦随之造就了罪过。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