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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晋礼学对郑王之学的择从及其学术史意义 　　提 要：研究者或以西晋所撰新礼为据，或以郑王之学在两晋官学中的处境为据，去评估郑王之学对于两晋礼制礼学的影响。然而检视相关史料，西晋新礼并未有效实施，两晋官学也难有作为。两晋礼无定制的现实特点决定，郑王之学在两晋实际影响当从礼家学术观点博弈中及朝廷礼制的实践中去考察。就丧服学而言，西晋兼取郑王为用，东晋虽出现了朝廷与缙绅阶层在礼制上的若干分歧，但总体上也是参用郑王而酌其中。晋代礼学兼用郑王的事实为南北朝两种礼学体系皆渊源于西晋的学术观点提供了礼学史的支持。 　　关键词：两晋；礼学；郑王之学；择从；制度渊源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1.009 　　一、问题的提出 　　东汉郑玄与曹魏王肃皆精通三礼，他们对于“三礼”的诠释，均成为后世研治礼学或历代礼制建设的经典依据。由于二人的礼学观点存在严重分歧，故从晋代开始至隋唐间，历代礼家及王朝礼制对郑王之学的不同择从，导致了两个礼制体系的产生：南朝前期（东晋、宋、齐）及北齐多以王肃礼学为宗，而梁陈及北朝则多用郑玄之礼。学界对于郑王礼学之争及郑王之学的影响问题已经有较为深入的探讨，也形成了基本一致的结论。不过，关于郑王之学对两晋礼学的实际影响问题却一直存在争论：北魏王怿就认为晋代独用王肃之学。其云：“叔孙之仪，专擅于汉朝；王肃之礼，独行于晋世。”南朝王准之则指出王肃之学是“江左以来，唯晋朝施用，?|绅之士，犹多遵玄议”。类似分歧在当代研究者中继续存在。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王肃之学被西晋悉数接受，其后南朝礼法也多源袭于此，以王肃之学为基础理论”。另一种代表性观点则认为，“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皆然”，“东晋《三礼》之学，已弃王学而宗郑学”。这种矛盾的看法显然不利于正确理解南北朝及隋唐礼制的渊源问题。本文拟从西晋礼制的实际执行情况、郑王之学在两晋官学的地位以及礼家议礼中对郑王之学的具体择从等3个方面展开讨论，对郑王之学在两晋的实际影响进行重新考察，从而为南北朝两种礼制系统均渊源于西晋的观点提供学术史的支持。 　　二、两晋礼无定制的现实 　　考察郑王之学在各个时期的影响，最直观的就是检视当朝礼制的具体仪文。因为通过制度本身既能考求统治者对于郑王之学的态度，当制度落实之后亦能大致评估郑王之学对社会广大士民阶层的实际影响程度。晋代非常重视礼制的建设，据《晋书?礼志上》载，晋国建立后，文帝司马昭即“命荀?因魏代前事，撰为新礼”。新礼按照《周礼》的五礼分类形式进行编排，是五礼制度化的首次尝试，南北朝及隋唐五礼体系皆取法于此。西晋所制新礼大部分已散佚，不过部分制度及相关的史料得以保留。《晋书?礼志上》就载有挚虞给惠帝的有关损益新礼之表文，其云： 　　三年之丧，郑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云服缌三月，王云葬讫而除。继母出嫁，郑云皆服，王云从乎继寄育乃为之服。无服之殇，郑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众……可依准王景侯所撰《丧服变除》，使类统明正，以断疑争。然后制无二门，咸同所由。 　　从表文中可见，新礼全部采用王肃的丧服之学。那么是否可以说西晋悉用王肃之礼或者如北魏王怿所说“王肃之礼，独行于晋世”了呢？其实，这部新礼并不曾有效地施行过，其制度仪文多为虚设，故郑王之学之于两晋礼学的实际影响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这可以从相关的记载中得到体现。 　　首先，整个西晋时期，新礼一直处于未定状态。《晋书?礼志上》云： 　　文帝命荀?因魏代前事，撰为新礼……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初，尚书仆射朱整奏付尚书郎挚虞讨论之……虞讨论新礼讫，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陈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诏可其议。后虞与傅咸缵续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没，虞之决疑注，是其遗事也。 　　由此观之，在惠帝之前，新礼始终处于讨论之中，也就是说并未得到施行。而惠帝时期，接连出现的长期内乱与胡族入侵，朝廷根本无暇顾及礼制建设。这也使得挚虞与傅咸的缵续之事不了了之。而且从上可知，西晋末因遭遇兵燹，新礼文本遭致遗失。东晋建立后，荀崧、刁协受命损益朝仪，“补缉旧文”，然而这部新礼仍然没有修缮完毕。至东晋中期，“光禄大夫蔡谟又踵修其事云”。于此可见，如果西晋新礼曾正式颁布实施，当不至于所有誊抄的文本均遭致破坏。只有在新礼尚未颁布施行而具体制度也仅有少数人知晓的情况下，才会因文献不足而致出现新礼难以修补的局面。 　　其次，两晋礼无定制，朝廷礼仪多为权制。在新礼撰作与修订的这段漫长的过程中，两晋朝廷并无其他备用的礼制，朝廷礼仪多以临时召集大臣议定的方式决定。《晋书》三篇《礼志》内容就大多是朝廷礼家的议礼之辞。现择几则视之： 　　元帝渡江，太兴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