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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治课程的四种取向 　　如何在理念与条文、技术与价值、深度与广度之间作出抉择，美国的法治教育经验可能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探索。 　　“一英里宽，一英寸深”（One Mile Wide and One Inch Deep），曾被美国学者用来形容科学教育的宽泛浅薄――学生不断接受新知识，但却总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不进行深入学习[1]。然而，无论是课程还是教学，法治教育可能并不见得比科学教育更加科学合理，至少美国的情况曾经是这样。对此，美国学界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来探索解决的路径和方法。 　　基于此，本文试图呈现美国围绕着法治课程的种种探索。当然，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可能还是选择或取向背后的那份“道理”，亦即每一取向何以产生的内在机理。 　　一、理念价值取向 　　论及理念价值取向，其代表当属《民主的基础》[2]。根据此教材开设的课程选取权威、隐私、责任、正义四个基本概念（见表1）。当时社会里的法律知识可谓纷繁复杂，那么课程设计者怎敢如此“别具一格”？原来，在设计者们看来，“如果能引领学生思考与法律相关的重要理念或价值，则遵守法律规范，必然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不必耗费大多数的课堂时数诸条详述琐碎的法律规定”[3]。 　　显然，《民主的基础》带有“新社会科”的痕迹，即以概念、原则为核心呈现出结构化的课程设计，重视探究式教学。这正是吸取了基于结构主义理论的学问中心课程的思想精髓。细想在现代社会，如若要为完满的生活作准备，就不得不掌握伴随社会变迁而来的纷繁复杂的法律知识，这就可能造成人的理智理解力与有限的学习能力的不平衡。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或许就是费尼克斯（Philip P. Phenix）提出的“简化”，即借助发现关键概念来获得，从而让学生借助于树木认识森林。《民主的基础》即是借助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中的“代表性观念”（representative ideas）、“胚胎观念”（seminal idea）。当然这只是法治课程的实体结构，课程的实施还离不开形式结构，即学问的步骤、探究的方法――两难问题、案例教?W等。 　　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承认“迷你型”的法律人士（mini-lawer）并非中小学的法治课程的目标所在，那么浓缩的“法律教育”肯定也非课程逻辑所在，“贪多求全”更非教材编排方式所在。因此，此取向的核心论点就是法治课程应聚焦少而精的核心法律知识（理念），而非庞杂的细节和事实性知识，因为这既无助于学生建立起知识间的联系，也不能帮助其在解决问题时以有效的方式将彼此关联。 　　二、实用技术取向 　　与理念取向不同的是，《街头法律》（Street Law）可谓是日常实用的法律知识、技能的同义词。刑法、青少年法是《街头法律》的核心内容。除此之外，依据该法开设的课程内容还涵盖法律与法律制度简介、侵权法、消费者与住宅法、家庭法、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等六个单元，涉及了消费、工作、婚姻、财产、抚养、宗教信仰等各个生活领域。 　　实用的转向，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内外交困。对外，美国在越战中不断受挫；对内，政府的谎言和当局的压制导致青少年对政府与法律的信任下降，大学生的反战运动更是由校园走向街头。1968年，反战浪潮到达顶峰，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同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其竞选要点之一便是“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在其任上，《犯罪控制及街头安全综合法案》（Omnibus Crime Control and Safe Street Act）得以颁布。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得到大量犯罪防治财源。 　　那个时代的青年是怎样的呢？在美国法律史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M. Friedman）的笔下，这个社会充斥着年轻的恶棍、不尊重任何事与任何人的危险男孩、十几岁的无赖，任何事都无法阻止他们，他们嘲笑警察，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觉得自己不会被起诉。与此同时，年轻的犯法者确实越来越暴力、越来越不合群、越来越具有威胁性。普通人不敢走上街头，因为他们害怕武装、阴险的青少年帮派。[5] 　　面对诸多校园与社会乱象，美国法治教育之父伊萨多?斯塔尔（Isidore Starr）也在思考：是什么在破坏这个国家的“法律与秩序”？我们是否走向公民无序化（civic chaos）的时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斯塔尔认为：街头法律议题（issues of street law）必须成为课程内容的一部分。[6]自此，法治教育开始了真实化（authentic）、贴近儿童生活（meaningful to students lives）的转向。[7] 　　回顾七十年代的美国，越战余波、民权运动、水门丑闻等事件无不困扰着美国政府，它们造成了政府失信于民、社会动荡不安、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法治课程的内容重心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