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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制度化及其实践意义 　　香港回归祖国20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其伟大创新精神的宝贵内涵，值得我们去探寻和思考。为此，本刊请到研究“一国两制”的权威学者，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邹平学。法制化制度化的必要性 　　记者：请您回顾下“一国两制”构想是何时提出的？其历史依据和现实必要性有哪些？ 　　邹平学：“理论是思想的升华，制度乃理论的固化，所谓制度化，即从理念到制度的一个动态过程。”针对历史遗留的港澳台问题，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并逐渐形成成熟系统的理论。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从此，“一国两制”正式载入国家根本大法，实行“一国两制”有了宪法的保证。1984年5月15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向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向代表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随着《中英联合声明》《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先后制定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在港澳回归之日正式实施基本法。基本法的实施既标志着“一国两制”政策的贯彻落实，也标志着政策法律制度化的载体――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有效运行。由此可见，“一国两制”制度化不但成功地解决了国家统一问题，还发挥了维护港澳地区繁荣稳定、促进内地与港澳地区的社会融合等多元功能，并成为形塑中国特色大国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国两制”的理论构想最初是期冀于解决台湾问题，同时借鉴中国古代历史经验，创造性地结合具体历史环境下的时局而诞生的。我国北魏时期，鲜卑族内部和故地实行奴隶制度，而被北魏征服和统一的中原地区实行封建制度；契丹王朝为了适应南北农耕、游牧地区两种不同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辽太宗制定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统治办法。 　　在1979年上半年到1982年上半年间，邓小平对香港问题进行了三年的调查研究，以“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台湾方案”为蓝本，初步形成了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决策和政策。 　　邓小平郑重讲过，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北京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尽管邓小平代表我们党和政府多次公开做出了“一国两制”构想与政策的庄严承诺，但港澳社会和国际社会仍有种种质疑之声，使得把政策上升为法律和制度就十分关键。所以，邓小平又谆谆告诫我们：“一九九七年我们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怎么样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制度化后的“一国两制”载体――特别行政区制度，不但凝结着国家与人民的意志，有效规范个人和政府的行为，还同时兼具公开性、明确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权威性等特点，实现了从思想层面到法律制度和实践层面的重大跨越，让“一国两制”真正活了起来。 　　其一，政治层面的必要性。“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是调整和处理我国国家整体与组成部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制基础。”这是“一国两制”制度化的宪制基?A与前提条件。“一国两制”制度化在政治层面上是为了处理与国家整体和主体制度有较大差异的特殊地方的管理方式。现代国家治理实践显示，对特殊地区采取特殊管理方式都需要制度化，都应获得国家最高政权机构的同意或认可，获得政治或法律上的保障。 　　其二，经济层面的必要性。将港澳原有的经济制度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予以保留，既符合国家的整体经济利益，也为港澳地区投资者和置业者的利益提供了可靠保障，从而维持港澳地区的繁荣和稳定 发展。 　　其三，文化层面的必要性。通过“一国两制”制度化构建的特区制度既尊重和保留了港澳近代以来的生活习惯与文化传统，同时也为促进内地和特区间的文化交流与共荣创造了制度通道。 　　时代背景及其法制实践路。 　　记 者：请分析“一国两制”制度化的特殊历史背景和核心内容，并详细介绍一下“一国两制”制度化的法理依据和实践路径。邹平学：“一国两制”的制度化是通过根据宪法制定港澳基本法，确立港澳特别行政区制度来完成的，这一制度化的路径来之不易，与执政党和国家对于法治的认知深化与不断探索分不开。众所周知，中国经过长时间的探索才走上了依法治国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法治的突破性认识、接受，并坚持在实践中推进，使得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了法治转型的时代特色。在“一国两制”制度化过程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