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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对东道国实际工资水平影响 　　[摘要]对特定要素理论进行了扩展，考虑技能劳动力短期内不易快速或低成本地在产业间移动的现象，分析FDI对东道国工资水平的影响。基于2004-2013年中部六省地级市面板数据，笔者考察了FDI对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凸显了以2010年为断点的阶段性差异。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引入FDI能够显著提高地区的工资水平；以2010年为断点的分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在2010年后FDI对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效果正在加强。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特定要素理论 工资溢出效应 　　一、引言 　　FDI的“工资溢出效应”是指外资企业支付高工资的行为导致东道国企业工资水平的变化。已有研究表明，外资企出于保护自身技术、挽留人才等目的，倾向于支付高工资。（Driffield andTaylor，2006）。因而，外资企业会对东道国劳动力市场产生重要的影响。但由于区位条件、自然禀赋和产业基础不同，FDI对不同地区的工资溢出效应也并不一致。 　　Aitken等（1996）对美国、委内瑞拉与墨西哥的外资工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外资仅对发达国家美国的工资溢出效应为正。而Feenstra（1997）对墨西哥的研究表明FDI的工资溢出效应与东道国劳动力类型、行业市场结构特点有关。Blomstrom（2001）的研究则认为FDI的工资溢出效应仅发生在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可以充分竞争的区域。国内学者也开展了相关研究。Ying ge实证检验中国的FDI工资溢出效应，发现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张海波（2009）研究了中国东中西区域FDI工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东部地区FDI溢出效应为正，中部地区则为负，西部地区则没有影响。现有文献中实证结果不尽相同。虽然目前关于FDI对我国工资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不少，但都针对省级数据，文献中较少出现地级市面板数据。 　　此外，现有的理论框架对FDI的工资溢出效应并无统一解释。FDI通过两种渠道对东道国工资水平产生影响：一是通过作用于劳动力市场而影响内资企业工资水平。二是潜在的技术溢出效应。内资企业通过技术转移、人才交换等渠道吸收了外资企业的领先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引起工资变化（包群、绍敏，2010）。 　　其次，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也未得出一致结论。Lipseych和Sioholm（2004）以印尼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表明，FDI促进了印尼工资率的提高。Ruane和Udur（2004）采用爱尔兰制造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制造业中显著存在FDI工资溢出效应。Chen（2011）利用中国制造业数据的研究表明外资的工资溢出效应显著为负。 　　综合而言，FDI会影响东道国的工资水平与工资差距，但影响方向取决于外资技术转移的偏好、外资进入的时间长短以及东道国教育水平等多种因素。鉴于此，本文首先采用了中部六省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并在过程中着重凸显了以2010年为时间断点的阶段性差异。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①扩展了特定要素理?，考虑技能劳动力短期内不易快速或低成本地在产业间移动的现象，从理论上分析了FDI对东道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②采用中部六省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检验FDI对中部地区的工资溢出效应，以更微观的数据清晰地揭示了FDI对地区的工资溢出效应。 　　二、外商直接投资的工资溢出效应分析 　　依据萨缪尔森提出的“特定要素理论”，对FDI对东道国的工资溢出效应进行描述，可以借助一个Krugman和Obstfeld（2003）两部门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及张海波（2009）模型构建方法，本文根据研究目的加以扩展。东道国劳动力区分为非技能劳动力uL与技能劳动力sL。其中，技能劳动力为生产部门的特定生产要素，而非技能劳动力可以在生产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各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假定规模报酬不变： 　　假定东道国各类型劳动力供给数量确定，则各部门所使用的技能劳动力数量为市场中供给的技能劳动力数量瓦i（i=f，d）为： 　　在厂商利润极大化的目标下，则每一个部门所雇用非技能劳动力的数量决定式为： 　　由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可知， 　　可知，其他条件确定时，各部门的技能劳动力实际工资率与部门中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比例SLi/ULi呈反比例关系。由于内外资部门的技能劳动力数量SLi一定，因而技能劳动实际工资率WSLi/Pi与各部门非技能劳动力数量ULi呈正比。 　　假定东道国外资部门的产品价格低于世界价格，则引入FDI意味扩大开放规模，使外资产品价格接近世界价格。由于FDI的增加，外资部门产品的价格上升，外资部门的非技能劳动需求曲线因此上升。但非技能劳动需求上升幅度小于外资部门产品价格上升幅度，因此非技能劳动从内资部门转向外资部门，外资部门的产出会随之增加，内资部门的产出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