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敌成为榜样梁启超在甲午战争后对日本反思.docVIP

强敌成为榜样梁启超在甲午战争后对日本反思 　　[摘要]鸦片战争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国人主要关注欧美，很少研究日本。但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迅速出现了介绍和研究日本的热潮。梁启超正是顺应这种潮流，开始评论日本的成败得失，指明中国应该从哪些方面向日本学习，从而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日本观。梁启超的日本观一是反映时代呼声，代表群体走向；二是善于从世界的角度和中日的历史文化特点进行比较研究。具体观点是，日本之所以强盛在于坚持变法维新、创造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重视教育。这种看法深刻准确，一直为后人所接受。 　　[关键词]梁启超，日本观，特色，内容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4-0012-05 　　 　　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五年(1895-1900年)中，25岁左右的梁启超面对严酷的现实，充分发挥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和敢于抨击时弊的胆识，结合其善于思辨和勇于捕捉时代潮流的思维定式，在一系列论著中评论日本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变迁，初步形成了较系统的日本观，集中反映了当时一代人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的新的思索。透过梁启超的言论，大体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承受巨大的战争创伤后，怎样去观察、思考、评论日本这个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仇人”。 　　 　　一、基本特色 　　 　　和康有为、谭嗣同、黄遵宪相比，梁启超的日本观并无惊人之处，其不过是多数思想者的一种提炼和综合，起的是集众人之所言的作用。这就决定了其日本观的第一个特色：代表群体走向，反映时代呼声。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就面临一个并不情愿但又必须去解决的如何“师夷”，即向自己切齿之恨的“仇敌”学习的问题。英国的大炮，迫使魏源等人去著《海国图志》，研究“师夷”之道；圆明园的大火，悲愤之极的中国人不得不去考察放火的“强盗”，伴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出现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潮。至于边疆危机、中法战争，更唤起有头脑的先进的中国人去探求侵略者的“强盛之源”。但在甲午战争之前，人们注重的是来自西方的敌人，用力最多的取道于“西方列强”，对东方的日本注意较少。《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改变了中国人的视角，研究日本，效法日本，成了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梁启超甚至认为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知日本太晚、太少，他在给黄遵宪写的《日本国志后序》中批评黄此书虽十年前已写成，但不发行，致使“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梁启超提出，中国欲自强，首先是“取法东洋”，“以日为师”，这较单纯“学西洋”要见效快，收益高。其称： 　　今吾中国之于大地万国也，譬犹泛万石之 　　木航，与群铁舰争胜于沧海也。而舵工榜人， 　　皆盲人瞽者，黑夜无火，昧于然而操柁于烟雾 　　中，即无敌船之攻，其遭风涛沙石之破可必 　　也。况环百数习于出没波涛之铁舰，而柁工榜 　　人，皆渔户为之，明灯火张旌旗而来攻。其能 　　待我从容求火乎!然今之诸舰之未来攻也，吾 　　速以金篦刮目，槐柳取火，尤不容缓也。然即 　　欲刮目以求明矣，而泰西百年来诸业之书，万 　　百亿千，吾中人识西文者寡，待吾数百万吏士， 　　识西文而后读之，是待百年而后可，则吾终无 　　张灯一日也。……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 　　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活艺已成。大地之中， 　　变法而骤强者，惟俄与日也，俄远而活效不著， 　　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 　　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 　　疾也。 　　这段宏论有四层意思：1．甲午战争后的中国正处于世界列强竞争的漩涡之中；2．中国犹如一只破船无法与强者竞争，唯一的办法是向强者“取火”自救；3．向西方“取火”求经困难太大，短时不可奏效；4．唯一可行之路是向曾从西方“取经”大获成功的日本学习。梁启超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从康有为、谭嗣同这样的改革派，到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洋务派官僚，以及翁同和一派的帝党人物，甚至光绪皇帝，都持这种看法。即使是地方绅士、官员、知识分子等，也在呼吁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如果说甲午战争前半个世纪的向西方学习，仅是少数人的呐喊和步履维艰的实践的话，那么，1894年之后的取法日本，则变成了多数人的呼声，是群体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对此，梁启超曾经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 　　始也。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 　　之既久，民之自视。……故非受巨创负深痛， 　　固不足以震动之。昔日本当安政间，受浦贺 　　米舰一言之挫辱，而国民蜂起，遂成维新。吾 　　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圆明园 　　之变，再经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 　　知痛痒，未学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 　　湾既割，二百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