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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从宽对自愿供述影响 　　【摘要】刑讯逼供在刑事诉讼中屡禁不止。究其原因，多方利益博弈是其原动力，而其自身手段的多样性则是刑讯逼供的外在生命力。要彻底遏制刑讯逼供这一顽疾，不能仅仅依赖于事后立法的查缺补漏，而要反其道而行之，创新讯问的手法，让嫌疑人“不用扬鞭自奋蹄”，同时也使讯问更为人性化。 　　【关键词】刑讯逼供博弈囚徒困境纳什均衡辩诉交易 　　近年来，以“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为代表的司法机关刑讯逼供案件时有发生，酿成了不少冤假错案，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司法形象。如何遏制刑讯逼供，俨然成为推进中国法治进程的重要议题。 　　 　　刑讯逼供现状 　　 　　尽管司法部门一再出台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屡屡发生甚至奇招百出，包括传统的剥夺睡眠、“缺氧”、“搔痒”、“灌水”、“吊挂”、“鞭打”、“电击”、“坐冰块”、“老虎凳”、“两头翘”、“坐水凳”，如今的“鬼洗脸”、“坐火箭”、“吊大秤”等等。 　　考察刑讯逼供愈演愈烈的原因，必须正视其背后的各方利益。比如，代表国家行政权力的公安机关，代表司法权力的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个案中的犯罪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社会的民意表达和舆论力量，甚至政治权力，等等。① 　　一直以来，立法界都在广泛讨论基础上努力完善立法，试图遏制刑讯逼供行为。正在征询民意的《刑诉法修改草案》也就此问题提出了多项措施，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审讯时律师在场，全程录音录像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等。②但就目前来看，完善立法依然任重而道远。由某一个部门作出对刑讯逼供的事后处理，或者作一些技术性的小修小补，也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近年来，学者、司法机关、社会舆论力量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效果。如北京、浙江等地的公安机关正在推行审讯过程录音录像制度；杭州、南京市公安局先后发布了刑讯逼供责任追究制；湖南、广东等地的公安机关从2005年5月以来开始近一个月的定期接访，重点处理刑讯逼供申诉问题……③这些努力让民众看到了执法机关遏制刑讯逼供的决心，但它们并非刑讯逼供的对症良药，而是系统内部的有限调整，无法避开利益的相互冲突。事实上，与其进行事后立法的查缺补漏，不如让利益的博弈对象发生转换，即让讯问过程变成犯罪嫌疑人自己和自己的博弈。这不仅可以使讯问更为人性化、合法化，也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行为。 　　 　　囚徒困境理论在讯问中的适用性 　　 　　囚徒困境理论是当代博弈论中的经典案例。作为信息静态条件下的一种非合作博弈，它力求达到“纳什均衡”。在非合作博弈过程中，无论对方的策略选择如何，参与人一方都会选择对自己最优的策略，该策略被称为支配性策略。如果博弈参与人的策略组合分别构成各自的支配性策略，那么这个策略组合就是“纳什均衡”。④囚徒困境理论即侦查机关通过设置困境，引诱囚徒思考选择对自己利益最大的策略，从而得到想要的证据。比如，一位富翁在家中被过失杀死，财物被劫。警方在侦破此案过程中，抓到两名“囚徒”甲和乙，并从他们的住处搜出被害人家中丢失的财物。但是他们却矢口否认杀过人，于是警方将两人隔离审讯。警方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两人都坦白则各判5年；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人不坦白，坦白的放出去，不坦白的判10年；如果都不坦白，则因盗窃罪各判1年徒刑。 　　在这种信息完全静态的博弈中，当甲乙都选择坦白的时候是他们所能控制的最大利益，即此时达到了“纳什均衡”。可以看出，“囚徒困境”显示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各人追求利己行为的最终结果是对所有人都不利。只有当双方都替对方着想，或者相互合谋时，才可能得到最短时间监禁的结果。但人们通常都是基于理性人的角度来选择的，即人生来都为自己谋利益。讯问恰恰可以抓住这一点，把各方利益点摆明，让犯罪嫌疑人认清自己面临的境地。基于理性人的思考，犯罪嫌疑人通常会作出侦查机关所希望的决定，即坦白招供。在审讯过程中，侦查机关可以将这种理论总结为一种讯问模式，大致可概括为：一，设置困境，找出和犯罪嫌疑人有关的各方利益；二，让犯罪嫌疑人清楚目前侦查机关已掌握的证据，击破其心理防线，使其陷入困境；三，诱使犯罪嫌疑人在困境中作出满足自己最大利益的选择。 　　首先，在设置困境环节中，侦查机关应该对案件当事人各方有充分了解，抓住其争执的利益点，推测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同时，侦查机关要让渡部分利益，让犯罪嫌疑人面对警方提供的条件时有所心动。我国法律规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原则和此做法类似，⑤但遗憾的是在我国法律规定中，坦白只是酌定从轻情节，即使犯罪嫌疑人选择坦白，也不一定能得到从轻处罚。由于这种做法缺乏确定的收益因素，犯罪嫌疑人可能会把情感、伦理道德、地位、声誉等非理性因素作为其选择策略的着重点。而当犯罪嫌疑人发现抗拒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坦白带来的收益，犯罪嫌疑人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