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还是外是――重新解析王安石讲学金陵学术建构.docVIP

内圣还是外是――重新解析王安石讲学金陵学术建构 　　摘 要：北宋王安石讲学金陵时，其经学理念仍朝“内圣”方向深进。读《诗》治《书》，皆见道德心性。特别是他创新“礼乐之学”，更弥补了前期“王学”在本体论上的诸多不足。同时，他继续坚持早年“为己之学”的立场，内求诸身；且精求义理，重析“仁”、“礼”，以内统外，完成了力主“内圣”的“金陵王学”。它与后世学者批判的对象――一种极富“外王”指向性的“三经新学”，大有分别。 　　关键词：王安石；金陵王学；王学；《三经新义》；新学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3―0039―07 　　 　　北宋治平年问(1064―1068年)，王安石讲学金陵，声誉远播。入京执政后，朝廷将其学术官学化，命其撰成《三经新义》(《周官新义》、《诗新义》、《尚书新义》)。于是，“三经新学”一统学术，影响政坛60余年。对于金陵讲学与“三经新学”的逻辑关系，学界普遍认为，二者一脉相承，金陵讲学即为“新学”出台之前奏《三经新义》就是总结金陵讲学的学术文本。尤其是，作为讲学的“合理”结果，“三经新学”以《周官新义》为主干，其偏于实用、力主“外王”的学术本性，已远离王安石早年“道德心性之学”(或“为己之学”)执守的“内圣”方向。所以，一些学者就断言，穆部“王学史”应以金陵讲学为分界点，其中，“金陵王学”已从往日“心性之学”滑落并跌入一种王霸功利之学，由“内圣”转向了“外王”。 　　明了这一组学术关系及金陵讲学的内质，对于考察“王学史”和研究王安石各阶段的学术思想，尤其重要。至于匝新划定“王学史”和研究王安石的早期“心性之学”，笔者已有另文予以论证，无庸重复。在此，针对学界以上论断，我们只就王安石讲学金陵的学术建构展开分析，以期在王安石个人学术历程的前后链条中，重新抓住“王学”此际的特性。 　　王安石金陵讲学的一般情形，据其《送董伯懿归吉州》(1066年)诗称：“我来以丧归，君至因滴徙……是非评众诗，成败断前史。时时对奕石，漫浪争生死……亦曾戏篇章，挥翰疾蒿矢。”论诗理道、作文断史、弈棋品画，皆是此际的生活。就经学言之，其《答吴子经(安石之舅)》云：“若欲以明道，则离圣人之经，皆不足以有明也。”。又《次韵酬龚深甫》(1064年)诗曰：“讲肆剧谈兼祖、谢，舞雩高蹈异求、由。”经学取舍，已和盘托出：自比为东晋承述“孔学”、讲礼校书的学士祖企和谢景夷，并以为孔门弟子当中，由、求二人之仕达，皆不如曾点那种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来得高妙自然。具体言之如下。 　　 　　一、经学理念“内圣”化之一：首倡《诗》、《礼》互解，由“性情之学”而入“性理之学” 　　 　　陆游《家世旧闻》记载祖父陆佃之事，云：“楚公尤爱《毛涛》，注字皆能暗诵，见门生或轻注疏，叹曰：‘吾治平中至金陵，见王介甫有《诗正义》一部在案上，揭处悉已漫坏穿穴，盖翻阅频所致。介甫观书，一过目尽能[记]，然犹如此。’”。可见，《诗经》之好，王安石至此未废，亦未离讲传之域。 　　此时期，王安石治《诗》最大的长足足研究理念上的突破。针对亲友吴子经“《诗》、《礼》不可以相解”的观点，他明确指出：“如某之学，则惟《诗》、《礼》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这一《诗》、《礼》互解的经学理念，在中国《诗》学史上独树一帜。 　　东汉郑玄以《周礼》解《诗》，率先将托兴之言求诸制度，循礼制因革之迹，探求人情周变之实；他从实处人手，因实事解虚言，参合内外，由“读经”而转入“读史”。于是，日积月累，在郑氏解经之风的影响下，《周礼》日渐做成了《诗》的另一部“传”。汉唐以降，经、传相对，更加助长了《诗》的经学地位。此后，唐人孔颖达撰成《诗经正义》，总结继往有余，但仍未能独辟读《诗》的蹊径，解脱“礼”学之厄。直至宋初，王令(字逢原，1032～1059年)诸人以《诗》为首经，依旧重弹郑氏之音。他强调，《诗经》“以顺言之则可以议礼，以公言之则可以论义，以直言之则可以议政，以曲言之则可以议刑。”《诗》几乎就等同于“礼”之大“经”。 　　早年王安石任职地方，与王令、孙觉等人过从甚密，相与论《诗》，其《诗》学观大体无出其右。但从嘉事占四年(1059年)王令去世到王安石设帐金陵期间，王安石对《诗》的研究时出新意，已由以《礼》解《诗》走向《诗》、《礼》互解。 　　《诗》、《礼》互解的关键在于以《诗》解《礼》，《诗》成了注《礼》的法门工具，《诗》的经学地位必见跌落，两书的“经、传”关系亦将改写。特别是，从经典生成时间上来讲，“五经”之中，独《周礼》后出。故此，虽则郑玄尚可依《礼》注《诗》，但谨守法度的历代学者，诚然不敢冒大不韪，颠倒先后，以先出之《诗》去疏解晚出之《礼》。例如，清代经学大师皮锡瑞认为：“古文家即尊信《周礼》，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