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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部长两大举措 　　第三次复出后的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主动表示愿当科学、教育的“后勤部长”。 　　 　　第三次复出后的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主动表示愿当科学、教育的“后勤部长”。他选择教育战线作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在1977年采取了两个重大举措：一个是恢复高考，一个是推倒“两个估计”。这两个举措，带动了全局的拨乱反正。 　　 　　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8日，教育部在山西太原晋祠召开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仍沿用“文化大革命”中“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 　　在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首先呼吁恢复高考。邓小平肯定这个意见。可是，当时已是8月，当年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呢?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如果招考工作推迟半年举行，还来得及。邓小平当机立断，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于8月13日起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由于教育部门个别领导受“两个凡是”的束缚，不敢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怕否定“两个估计”，触犯“两个凡是”，对邓小平的正确主张抱犹豫、观望的态度。恢复高校考试招生制度又一次陷入困境。 　　9月19日，邓小平发表讲话。针对会上的激烈争论，再次重申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他说：“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十八岁到二十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关于招生条件，邓小平说：“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会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教育部在邓小平指导下拟订的招生工作文件。lO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中断十年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终于恢复。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恢复高考制度得到全国上下的热烈拥护。1977年冬，全国有570万青年报名参加了考试。全国高校共招收新生27.3万人。1978年，高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全国有610万考生参加。秋季又有30.2万名新生跨进大学校门。 　　 　　推倒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 　　 　　从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推倒“两个估计”。 　　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是1971年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作出的。它成为沉重的精神枷锁，压得广大教师和知识分子透不过气来。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对十七年和知识分子做出重要估计。他说：关于十七年，主导方面是红线。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明确指示：对“两个估计”必须马上组织写作力量进行彻底批判。 　　9月19日，邓小平再次找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划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他批评教育部领导行动迟缓，指出：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教育部党组即决定由李琦(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挂帅，组织写作班子起草批判“两个估计”的文章。在起草过程中，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刘西尧主持5次党组扩大会进行讨论。邓小平对这篇近两万字的长文逐字逐句审读了4遍。胡乔木对文章的每一稿都审阅修改。 　　在文稿起草过程中，发现了被“四人帮”封锁的毛泽东在1971年全教会期间重要指示的记录。胡乔木修改文稿时，在引录毛泽东指示精神的前后，各加了一段话，使文章显得极其庄重，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经胡乔木修改过的全文中最为重要的这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这里，我们受权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郑重地宣告：就在一九七一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