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道德思考.docVIP

新民说道德思考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1 　　在19世纪末的启蒙思潮中，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就曾根据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等西方学说以及大学》里的传统思想，提出了“新民”主张。梁启超在《经世文新编》里讲到，撰毕《变法通议》后准备“集天下通人宏著有当于新民之义者为一编”，批评社会上一般的通人、魁儒对于《大学》的新民之道“熟视无睹，有若可删。”然而不能把20世纪初梁任公的《新民说》看成19世纪末新民主张的重复。它已注入了新的内容，其思想高度超然时人。 　　19世纪末“新民”的核心内容是开民智。任公曾讲“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①相比之下，要求改变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的“新民德”的呼声还非常微弱。然而经历了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就其政治生涯来讲是莫大的不幸，但就其思想而言，这次流亡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恰恰给了他“一个人在他看来全新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如饥似渴的学习和深刻的反思。”②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姿态挑起重建民族文化的重任。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强调的主题就是道德革命，“力图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尚吾群之道”，坚信“新道德出焉，新民出焉。”③ 　　但是在同一本书中梁任公却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取向。《新民说》系列篇章第五节《论公德》发表于1902年3月。在文中，梁启超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为标准，对中国传统道德及其思想展开了全面的批判④。他认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⑤“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若中国之五伦，则惟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⑥这样的一种取向是其特点就在于破，即破除旧道德。所谓不破不立，不打破旧的，就无法建立起新的。《论公德》即为此种取向的一个表现。 　　1904年初，梁启超发表了《论私德》一文。然而，在《论私德》一文中，梁启超不仅对《论公德》一文中的观点反戈一击，完全予以否定，而且还对自己所倡导的道德观与价值观作了根本性的调整和方向上的改变。他宣称：“公德者， 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⑦“一私人而无所私有之德行则群此百千万亿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⑧并且，他认为自己先前在输入、引进“泰西之学”时所宣扬的所谓“公德”标准，“谓其有‘新道德学’也则可，谓其有‘新道德’则不可。何也？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其先哲之微言，祖宗之芳躅，随此冥然之躯壳，以遗传于我躬，斯乃一社会之所以为养也，一旦突然欲以他社会之所养者养我，谈何容易耶！”⑨因此，他断言：“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⑩ 　　前后不过一年时间何以梁启超的思想观念发生如此之转变？恐怕不是一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可以解释的。各种原因任公在文中已然指出“私德之堕落，至今日之中国而极。”B11“今有所以猖狂者，则窃通行之爱国忘身、自由平等诸口号以为护符也。故有耻为君子者，无耻为小人者。”B12“满街皆是志士，而酒色财气之外，更加以阴险反复奸黠凉薄，而视为英雄所当然。”B13“是非之心与羞恶之心俱绝，相率为禽兽矣。”B14 　　笔者认为可将梁启超这一思想上的转变视为他在儒学上的回归，重新回到重视自身修养的道路上来。何以会有此回归？ 　　梁启超浸润于传统儒家思想之日久，涉猎与接触西学亦甚广，在历史的近代化或现代化进程中，他绝非抱残守缺而是开一代风气之人，不仅长期致力于西学的输入与引进，而且对传统儒家在、局限性也有过深入的反省和批评。从本质上来讲，梁任公可以说是钱穆先生口中对本国历史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的人。不过鉴于清末的大势，梁启超内心的士大夫意识使其自觉地担当起拯救国家兴亡的重任。但末的情形已然属于积重难返，故当时梁启超等人就提倡推倒一切，不如是不足以救中国。旧时各种传统制度均被视为不好黑暗的，必须统统推倒。儒家思想遭受到的攻击尤为激烈，礼义智信四端被冠之以封建思想的头衔而遭到唾弃。不过梁启超认为此种行为只是形势之需要，在破的方面走得较远。梁启超一辈先进分子心仪西方文明和社会进步，视儒学为陈旧的、落伍的封建糟粕与前进道路上的羁绊，不仅义无反顾地与之决裂，而且以高昂的热情对之展开激烈的抨击和严厉的批判。不过到了1903年，梁启超似乎发现了一味打破的危害，在推倒一切之后，社会似乎失去了重心，个人道德沦丧。有鉴于此，梁启超只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