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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英译本字本位翻译策略选择局限性及其启示 　　【摘要】《三字经》成书于宋代，流传至今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三大国学启蒙经典之一，在诗学、蒙童教育、文化传播学等诸多领域具有深远影响，鉴于其丰富的文化负载和广泛影响，这本小册子于16世纪便有了拉丁文译本，并从此开始外播的步伐。在《三字经》的诸个译本中，英国外交官、汉学家翟里斯（Herbert Allan Giles）的译本影响较大。 　　【关键词】《三字金》 翻译策略 英译本 　　一、引言 　　《三字经》成书于宋代，流传至今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三大国学启蒙经典之一，在诗学、蒙童教育、文化传播学等诸多领域具有深远影响，鉴于其丰富的文化负载和广泛影响，这本小册子于16世纪便有了拉丁文译本，并从此开始外播的步伐。在《三字经》的诸个译本中，英国外交官、汉学家翟里斯（Herbert Allan Giles）的译本影响较大。本文以翟译本为基础，主要采取历时、共时和对比的研究方法，综合文化学、历史学、对比语言学、翻译理论等学科的相关方法，试图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三字经》翟译本翻译策略选择进行多维考察，特别是其历史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该译本在21世纪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我国典籍外译主体和籍重译方面的启示，以使不这部经典小册子的意义不断得到开掘和阐释。 　　二、翟译本的译文体例 　　翟里斯于1873年第一次重新翻译了《三字经》，收录在他出版的第一部汉英译作《两首中国诗》（Two Chinese Poems）中，因其译本备受各方苛责加上他本人也不很满意，于1899年重译了《三字经》。这个译本在原来版本的基础之上，附上了原文并且做了大幅的注释，使原本28页的原译本增加到了178页。这个译本有着非常深远的跨文化影响，甚至直至今天依然是英语世界汉学的常用教材和研究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手资料。 　　在探讨翟译本的翻译策略之前，有必要回顾译文的基本体例。如 “人之初”的译文如下： 　　人 之 初 　　Jen chih chu Men at their birth 　　Man arrive beginning 　　Jen is a picture of the object， - Shakespeare’s forked radish. Like all Chinese characters， it is the expression of a root idea， humanity， collectively and individually； and its grammatical functions vary in accordance with its position in a sentence and the exigencies of logic. The context， lines 3 and 4， here calls for a plural. 　　Chih originally meant to issue forth as grass from the ground； and by the extension， to meet， to arrive at. It has come to be used conventionally as a sign of the possessive case， a particle of a subtle influence， and a demonstrative pronoun also， from its shape， =zigzag. 　　Ch’u is composed of 刀 tao knife as a radical， and 衣 I clothes （衣 in combination）， and is said to derive its mean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a knife or scissors to a piece of new cloth. 　　考察翟译本，其翻译体例都如上所列，按汉语自然小句结构每三字译出对应的英文。译文由汉字拼音音调标注体系（威妥玛-翟里斯拼音，拼音右上角的数字标注是该汉字的声调），汉字逐字对译系统，小句翻译以及附注构成。附注部分是篇幅冗长，大致分为三类：汉字偏旁、形、义及相关词组典故的注解、前译本误译及不充分翻译译标注、文化现象阐释等。 　　三、翟译本字本位翻译策略 　　翟里斯按照许慎《说文解字》，在附注部分对每个汉字的结构逐一进行解释，试图把字形字义结合起来，然后才在此基础上，以句为单位，逐句译出原文。如在“性本善”的译注中，对“性”的解释先从偏旁“心”说起，而“生”是形旁。接着阐释“性”：人天赋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