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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村模式争论与未来 　　·作为“集体所有制”和“共同富裕”的典型，華西村近年来备受關注。尤其在近期其“灵魂人物”吴仁宝去世后，更引发各界对于其未来发展的担忧。外界關于華西村的讨论围绕着哪些问题展开？以及在新任掌舵者“真正掌权”之后，其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围绕“華西村模式”的主要争议 　　1.“華西村模式”能否成为农村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作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典型，華西村所采取的发展道路能否为中国广大农村所采纳并推广成为各界最为關注的话题。有研究者曾将过往中国农村发展的路径归纳成“三条道路”。第一条道路，即大多数乡村农民所选择的“一家一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道路。这种“个体化”、“私人化”的发展模式尽管在农村改革初期调动了农民的积极_生，但却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并最终在制度的约束下没有给农民带来更大的福利。现今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农民的生活状况，为众多学者所诟病。第二条道路，即在承包分田之后，个体农民自行联合进行生产，并逐步发展为公司资本主义的模式，被称作“新集体主义”，以广东顺德、番禺等地为代表。这种模式在发展中虽然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就，但其在形态上却逐渐成为城市的“附属”，出现以这种形态为代表的“村中城”、“城中村”。第三条道路，即是以華西村为代表的，一以贯之实行集体主义工业化模式的发展道路，被称作“后集体主义”模式。其核心内涵是：集体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强烈的“共同体”认同感、共同富裕的发展导向与“强人政治”的领导。 　　反对者认为，其一，華西村发展过分依赖于政策倾斜与支持，难以普遍推广。如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提出，華西建设大量地利用集体土地，而这些建设用地必须通过政府征用为国有，再转让给華西，由此需要政府交巨额的土地出让金，全国大部分农村得不到这样的政策。其二是认为依靠“强人治村”发展的模式难以普遍适用。如认为吴仁宝缔造了“中国农民”的传奇，但其个人的能力难以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示范，其自身所积累的政治、政策资源，亦难以被后来效仿者所承继。其三是认为華西村已形成“马太效应”。如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宋林飞称，華西村长期以来一直是先进单位，通过自身奋斗取得荣誉，这些荣誉反过来又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而一般村庄却难以获得这种助力。 　　支持者则指出，首先，“華西模式”更准确应当被称作“苏南模式”，苏南地区类似发展模式的村庄不仅是華西村而已。如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企业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叶克林指出，曾因给村民分发黄金而被媒体高度關注的江阴长江村，也是通过这种模式致富的典型。其次，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也有大量相类似的村庄；“异地華西村”建设亦使得黑龙江、宁夏等地的贫困村脱贫致富。这即可以充分说明，这种集体经济模式，在广大农村的工业化发展上有很大增值空间，具有可复制与推广的基础。进而，關于“强人治村”难以仿效的观点，有研究认为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需要。如私营企业主、跨国公司经理人等，基本都属于“强人”的范畴，这并不能成为质疑華西村模式能否成为第三条发展道路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華西村的发展受到了中共高层的多次认可。众多中国领导人的肯定，不仅为華西村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光环，也为其发展提供了诸多外部资源，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在多年的政治强化之后，任何可能损及華西村的问题都会成为政治问题。基于此，对于“華西村模式”是否具备可推广性的讨论，存在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是相關讨论大量地代入了“共同富裕”、“集体主义”等意识形态话语，大量舆论在这种标签化的情景下，对其模式做出“定_生”和“判断”，而对于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发展潜力、成绩做出刻意淡化处理。 　　2.收入分配不平等、不自由的争论 　　围绕着華西村的另一争议焦点是，其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和强制色彩与其所强调的“共同富裕”的对立。一方面，是对“中心村民”与周边村、外来人之间收入不平等的质疑。由于近年来“大華西”的建设使得大量周围村庄的村民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方式成为“大華西村民”，但其收入与“中心村村民”相去甚远，引起后来加入者的不满。同时，亦有学者质疑華西村所谓的“共同富裕”，只是村民内部的共同，而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却薪资微薄，并未被容纳到发展群体之中。另一方面，是对其分配制度中强制入股、控制现金收入的质疑。如村民收入超过80%的部分按照规定要纳入集体企业股份，并且不能自由转让。村民所发放的汽车、别墅等，亦只有使用权，所有权属于集体，一旦退出即要收回。某媒体曾对此评论，華西中心村有一个天才般的资金管理链，让每个人都成为集体系统的齿轮。在享受一定层次的生活水平下，牢牢套住每个人的股金。 　　但针对于此，也有舆论认为其至少忽视以下两点：其一華西村发展核心动力在于其“集体经济”特性，在此基础上村民与相關群体的福利才得以大幅提升，而对于其分配制度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