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律效力和因情事变更合同无效经济法案例分析.docVIP

合同法律效力和因情事变更合同无效经济法案例分析 　　近年来,围绕农村承包经营合同而引起的纠纷经常成为一些农村的热点问题,并引起一些不了解法律与案件实际情况的村民不满,导致经济纠纷演变成群体事件。本案是一桩有关的农村林地承包经营合同而引起的纠纷,案例主要的是涉及合同法律效力与因情事变更合同无效等法律问题。 　　 　　一、案情介绍 　　 　　1995年10月,某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经过协商决定将该村所有的一片山林通过招标的形式向外承包,招标文件中指出,该村全体村民均可以参与招标竞标,最终的招标评定标准以最价法为准,即出价最高者获得该片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当年11月1日下午,在村委会会议室举行了正式的招标现场会,通过招标全过程,最终确定村民王某所在投标小组以最高价中标,获得该片山林20年的承包经营权。王某所在投标小组共18人,其中村干部、村民小组长6人,村民12人。在此次招标现场,村委会还邀请了当地乡政府、乡司法办、乡派出所等有关人员到场对招标活动进行现场监督,整个招标活动监督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不当行为。 　　招标后第四天,村委会作为发包方与王某等人签订了正式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村委会将其所有的该村后山一片林地发包给王某等人承包经营;承包期限自1996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承包方每年向村委会支付承包款12万元(预交三年承包款36万元,并已在签订合同时支付);同时,双方合同中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及违约责任。该合同于1995年11月10日经过公证。合同订立后至2005年底,承包方共向村委会支付了十年共计120万的承包款。 　　王某等人承包林地主要用来进行经济作物山药种植,在承包期内,从2003年起,山药市场行情一路走高,经济收益节节攀高,特别是2005年山药价格暴涨,使发包方、承包方收益差距悬殊,以致引起争议。大部分村民认为,该承包合同是村干部利用职权欺诈村民而签订的。2006年3月3日,在部分村民的压力下,村委会欲将林地从承包方收回并分配给各村民小组,引起承包方不满,合同纠纷就此产生。迫于各方压力,作为承包人之一的村委会主任退出承包人小组,并代表发包方村委会向法院起诉承包方。原告在起诉书中宣称:原告(发包方村委会)与被告(承包方王某等人)订立的合同无效,请求法庭予以确认并解除合同,收回林地,退还王某等人的承包款共计120万元。被告宣称: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没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政策,也符合平等协商的原则,请求法庭予以确认并执行合同。 　　 　　二、审判意见 　　 　　接到起诉书的一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合同虽然是由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但实际上是由原告村委会主任及其他村委会成员既作为发包人又作为承包方,自己同自己签订的合同。承包方与发包方身份的重一,使发包方的监督管理职能丧失,从而违反了承包经营的相关法律。因此,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宣布原被告双方1995年11月5日签订的合同无效。此判决一出,被告方立即对此表示不服,并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在对案件进行审理,并对一审法院判决依据进行审理后认为:被上诉讼人确定的林地承包方案符合民事协商原则,上诉人在有现场严格监督的招标中,以最高价中标,与发包方(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符合国家法律政策,并有公证机公证,属于有效合同,应予以执行。二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1)撤消一审法院判决;(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为有效合同;(3)被上诉人向上诉讼人支付此次纠纷给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10万元,并确保类似事情不再发生。 　　 　　三、审判实务评析 　　 　　同样的一个案件,二审法院与一审法院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决,这主要是因为对合同中承包主体的认识不同,而因为对承包主体的认识不同,导致两级法院对合同效力的确认也不同。在一审中,一审法院认为作为合同中的承包方,组织成员中有八名村干部,与发包方村委会中村干部发生身份重叠,是自己与自己签订合同,没有达到法律上要求的公正合理的合同原则,所以认定所签订合同无效;而二审法院则认为,虽然承包方中有8名村干部,但作为该村成员,拥有和其他村民一样的承包经营权。王某等人组成的竞标小组在此次手续齐全并有现场监督的招标活动中,通过最高价的竞标方式取得了发包方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整个过程完全合法合理,所以二审法院认为,本次由承包方与发包方就该村所有的林地所签订的承包合同确为受法律保护的有效合同。 　　在笔者看来,两个判决中,二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首先,从本案的林地承包合同的签订过程来看,完全符合民主公开、平等竞争的法律原则。从招标的整个过程开始,无论是发包人就村属林地承包进行发标,还是承包人就此次招标进行竞标,再到后来的王某等人组成的竞标小组被确定为中标人,直至最后的合同签订,都是在完全同等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任何欺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