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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派文学历史沉浮与当代意义 　　[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生派”文学一直呈持续发展态势，以往论“为人生”文学，只关注“五四”这一块是不完整的。事实上，从“五四”到三四十年代，“人生派”文学都有强劲表现，且不断趋于成熟，显示其无可漠视的价值。由于“人生派”文学是接受欧洲文学思潮形成的，关注人、关注人生又是一个相当宽泛的话题，所以“人生派”文学还有更拓展的内涵。它有两种最基本的形态：一种是注重“社会性”的“人生派”，带有显著时代民族特色和较强社会功利色彩；另一种是主张“浑然的人生的艺术”，有较大的宽泛性和包容性，从宽泛意义上讲，“京派文学”也可纳入“泛称”的“人生派”。“人生派”文学已逐渐积淀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种优良传统，但因其与“艺术派”、阶级文学的对立，在现代中国的特定时代语境中，它既有顺利发展的幸遇，也有曲折前行的历程，甚至还有夹缝中生存的尴尬。检视其历史遭遇，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有效继承这个传统的经验是不无益处的。在当下文学由于过重“私人化”写作而使文学的接受形势变得日益严峻的时候，从文学关注人生、人生也关注文学的历史和现实中，汲取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尤为必要。 　　[关键词]“人生派”文学 历史定位 文学类型 经验阐释 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11-0111-07 　　 　　审视中国新文学发展历史，“人生派”文学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它曾在文学史上强势凸现，其文学观念的被普遍认同和作家们对其投以热情的关注，成为推动新文学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它在现代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生成，与“艺术派”与阶级文学的对立，又使其有夹缝中生存的尴尬，总是显出时沉时浮之势。因此，设若不对这种渊源颇深、自成一体的文学类型作出恰当的理论描述，不给那些一直坚持“人生派”立场写作的作家作出合理的文学价值定位，就很难估量一部文学史；而当下艺术与人生的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在文学“为人生”似乎已属多余的时候，重拾这个话题，再予探究，也许就不无意义了。 　　 　　一 　　 　　文学与人生是一个言说不尽的永恒话题。文学观照人生，为有限的人生开拓了无限表现的可能性，这是其独特的魅力所在。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便与“为人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所有的新文学作家都谈到过文学与人生的话题，文学“为人生”也成为相当数量作家的一种自觉选择。但这里所说的“人生派”文学，却有特定的意义指向。 　　文学为人生，既是文学的一种目的、一种方法，又是作家对现实的一种态度、一种立场。“人生派”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中独树一帜的文学类型，其历史定位就是在下述两个层面确立的：一是“人生派”与“艺术派”的对立；二是文学“为人生”与“为阶级”的对立。前者是就文学目的、功能的不同认识而言：或“为人生而艺术”，或“为艺术而艺术”，于是就有“五四”文学中文学研究会的“人生派”与创造社的“艺术派”的对立；后者则是就作家的政治态度与阶级立场的区别而言：或淡化政治色彩、坚守纯粹的“为人生”立场，或持有鲜明的政治态度与阶级立场，遂有30年代“人生派”文学与左翼文学之分。我们这里所说的“人生派”文学，当是指始终坚持“为人生而艺术”的态度，又一以贯之持守“为人生”立场的文学。在现代中国文学思潮中，“为人生”的文学思潮一直是一股强劲的潮流，而且一批可以称之为“人生派”的作家几乎心无旁骛地专注于“为人生”而创作，他们不曾因时代思潮、政治风云的变幻而改变其“人生派”的立场，其创作也始终保持探索人生、改良人生的本色。正由于此，我们有理由对这一文学现象投以特别关注的目光。 　　“人生派”文学贯穿在中国现代文学全程中：以往论“为人生”文学，由于“为人生”思潮发生在“五四”文学时期，通常只关注这一块，我以为是不完整的。事实上，从“五四”到三四十年代，“人生派”文学一直呈持续发展态势，只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而已。 　　在新文学发生期的“五四”文学时期，坚持文学为人生曾是一种带有普泛性的文学现象。这是有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的。首先，它契合了中国文人的积极“人世”传统，关心民生疾苦、关注世道人心曾是许多传统文学家努力为之的，这种积淀甚深的传统观念内化为新文学作家的心理需求，便产生了用新文学“改良人生”的强烈意愿。其次，同文学思潮的接受不无关系。“五四”新文学接受外来文学思潮，首选目标是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文学与“人生”有着天然的联系，尤其是“为人生”倾向特别浓厚的俄罗斯文学。鲁迅说过：“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茅盾回忆自己最初的文学选择时也说：“恐怕也有不少像我这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词赋的梦游世界里伸出头来，睁圆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