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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诗话对宋诗评价 　　摘 要：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对宋诗的批评蕴涵着审美批判的意味，尊唐抑宋的理论，不仅成为后世诸多诗评者不可忽视的理论依据，也影响着中国诗学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宋诗 妙悟 气象 　　 　　宋诗作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继唐诗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它与唐诗的优劣之争历来聚讼纷纭，诗坛长期存有尊唐黜宋的偏见，宋诗“颇尝过世态炎凉或者市价涨落的滋味”。南宋时期严羽的《沧浪诗话》中尊唐抑宋的理论，不仅影响了后人对于宋诗风貌的整体把握，更是成为后世诸多诗评者不可忽视的理论依据。 　　宋诗的出现，是宋代诗人处于唐诗颠峰之下追求自我的必然，也是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人格精神的展示。宋朝建立伊始，兵力的孱弱、威胁的强敌，造就了宋代文人深沉的忧患意识，而发达的文化尤其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潮，则塑造了宋代文人独特的文化品格。身处唐诗的巨大压力之下，宋人在艰难地寻找着新的路径。 　　严羽是这样概括宋代前期的诗风的：“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沧浪诗话?诗辩》）可见，宋代前期，诗人是秉承了唐诗之精髓风貌的，宋人学习模仿得最多、对宋诗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中晚唐诗。从建国之初的西昆诸子到南宋后期的“四灵”和“江湖诗人”，许多人都对之情有独钟，效之不遗余力。然而，宋代文人不甘模仿的艺术个性，使得他们急于摆脱唐诗笼罩的阴影，宋代文人的文化性格、生活态度以及审美情趣，是宋诗个性形成的内因。因此，江西诗派应运而生。正如严羽所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追求在唐诗之外另辟蹊径，这也就意味着，宋诗开始摒弃了唐诗圆美的风格、和谐的节奏、流畅的旋律以及源于浪漫精神的奇情壮采。黄庭坚的诗充满着文人气和书卷气，极力追求着艺术上的“生新”，他说：“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求新求变的直接后果便是有时他的探索走得过远，以致于出现了一首短诗竟有八个典故的掉书袋之举。不仅如此，他所创立的“山谷体”所具有的奇险、生硬、不够自然等缺点，也成为诗论者炮轰的目标，而黄庭坚在宋代诗坛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后生争相仿效的影响力，则更是引起了当朝诗评家严羽的担忧，对此，他毫不留情地将批判锋芒指向了江西诗派：“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答吴景仙书》）他指出宋诗的弊端在于“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为一厄也。”严羽认为，宋诗缺乏一唱三叹之音，缺乏兴致，因而也就失去了诗歌的审美品格，对宋代的以黄庭坚为代表的主流诗派多采取否定态度。在《诗辩》的最后，严羽评说道：“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 　　严羽对当朝诗歌的批评，是尖锐的，“呈现的完全是以矫正诗风自任的态度和勇气”正如他自己所说，“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对自己作为批评家的身份、素质和职责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严羽对诗歌艺术本质的理解和把握也是深刻的。严羽所处时代，诗歌“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梅尧臣写“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苏轼写“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等。这种直抒胸臆的的表达范式越来越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一些诗人还善于将“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手法运用到创作中，可说是以学问入诗的典型。如黄庭坚的《寄黄儿复》：“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烟滕。”多处用典，但安排非常自然，可谓妙笔生花。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也是宋诗发展的必然趋势。问题在于，后来许多完全不借助意象的宋诗，不可避免地流于抽象、枯燥、乏味，所谓“味同嚼蜡”，甚至流入“以艰深文浅易”的邪路上去。身为无名之辈的严羽，大胆针砭时弊，直面诗坛，其开阔的眼界便已高出时人一筹，更为重要的是，严羽敏锐地发现并切实抓住了宋诗的病症，提出诊疗的方案是“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妙悟”是严羽诗歌理论的核心，他认为韩愈学问高出孟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