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儿与汤姆大伯小屋互文性及其启示.docVIP

宠儿与汤姆大伯小屋互文性及其启示 　　摘要：托妮?莫里森的《宠儿》(Beloved)与哈里叶特?比彻?斯陀的《汤姆大伯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之间有着明显的互文性关系，主要表现在故事的起步、核心、关键、线索等四个层面上。这一现象的产生是女性作家共同的文化基因使然。莫里森与斯陀夫人笔下的文本关系，为互文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视野。 　　关键词：《宠儿》；《汤姆大伯的小屋》；互文性；启示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黑人女作家，她的小说《宠儿》(Beloved)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并被视为美国黑人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尽管关于《宠儿》的研究很多，但至今，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宠儿》与哈里叶特?比彻?斯陀(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的小说《汤姆大伯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之间的互文性关系，而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一 　　 　　互文性这一术语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蒂费纳?萨莫瓦约在其《互文性研究》一书中将互文性理论的缘起及其多种界定作了梳理。这里，笔者将主要的几位言说者的表述列表说明，见表1。 　　 　　十分明显，互文性的研究，打开了单个文本封闭的围墙，主要注重了下面几种关系的研究：其一，此文本与彼文本的共存关系与派生关系，如德国民间传说中的浮士德与英国大学才子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以及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之间的共存关系与派生关系；其二，此文本与自身之外的文本群的吸纳、引用关系，如艾略特的《荒原》与《从祭仪到神话》和《金枝》等作品的文本群的关系；其三，此文本对文学史的记忆关系，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与文学史上的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的关系；其四，读者在阅读此文本时对隐含文本的寻觅，如读者在阅读《喧哗与骚动》时对其“神话模式”的探寻，等等。说穿了，互文性的关系即是“我中有你的关系，或曰此中有彼的关系”。 　　表面上看，《宠儿》与《汤姆大伯的小屋》之间，除了反对种族歧视的主题有共通性之外，是两部互不相干的作品，叙述手法各异，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可谈；但是，如果走进这两部作品的文本深处细细品味，便会发现，两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其实很相像，其间蕴涵着明显的互文关系，主要表现在： 　　其一，故事的起步――都是从一个“开明的”白人庄园主的败落说起，他们的经济危机毫无悬念地都转嫁到庄园里的黑奴身上，于是，黑人们的“家园”破散了。 　　其二，故事的核心――逃亡的线索中都是书写一个年轻的母亲带(怀)着孩子的绝处逢生。 　　其三，故事的关键――在女黑奴艰难逃亡而濒临绝境的时候，都出现了一个男人对她的救助。 　　其四，故事的线索――都平行地铺设了两条线索，一条写女黑奴艰辛的逃亡，另一条写男黑奴的忍辱并被转卖；两者也都同样地赋予了女黑奴逃亡的这条线索以异常的光彩。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在文思百变的文坛上，莫里森与斯陀夫人这两位女作家为什么会有上述如此这般的互文?人们或许会想到该做一番“影响研究”，即莫里森如何受到了斯陀夫人的影响――毫无疑问，作为生活在美国这同一片土地上的作家，莫里森对斯陀夫人自然不会陌生，但作为一个出色的作家，她不会刻意地去邯郸学步的。仔细推敲一下，她们的文本互文，并非缘自技巧层面的影响与借鉴，而是缘自思想上的共鸣。如果我们向更深的层面透视，便会发现，这两位女作家文本互文现象的产生是根植于由女性生存历史而形成的女性集体无意识之中。 　　尽管要想将女性生存的历史与男性做全方位的、整体的比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有几个维度的抽样比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是支撑莫里森与斯陀夫人文本互文关系生成的重要因素。这便是：活动空间、生理制约、历史角色、社会定位等。其具体的差异见表2。 　　 　　上述抽样比较，虽然只显示了几个层面的差异，却是有代表性的。显然，家庭、孕产、弱者、边缘已经成为女性生存历史中的典型处境，或曰女性生存的“原型”，并且经由漫长的历史已成为女性的集体无意识。这正如荣格所言：“生活中有多少种典型环境，就有多少个原型。无穷无尽的重复已经把这些经验刻进了我们的精神构造中，它们在我们的精神中并不是以充满着意义的形式出现的，而首先是‘没有意义的形式’，仅仅代表着某种类型的知觉和行动的可能性。当符合某种特定原型的情景出现时，那个原型就复活过来，产生出一种强制性，并像一种本能驱力一样。”可以说，女性作家在观察与言说世界的时候，必然在“本能驱力”下表露出女性生存的“原型”。莫里森与斯陀夫人的写作正是基于家庭、孕产、弱者、边缘等女性生存的“原型”而在其笔下出现了家庭视域、“母”性情节、弱者心态、边缘抗争等共通性，这便是她们的文本出现互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