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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叙事中历史哲学思维方式探析 　　新世纪以来，作家方方推出了两部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历史小说：《民的1911》与《武昌城》，前者发表于2011年《上海文学》第7期，反响平平，只有少数评论家给予了关注①，后者于201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颇获好评②。事实上，《武昌城》之上部（《攻城篇》）2006年已发表于《钟山》杂志（2006年第6期），但当时的反响也平平，评论文章与转载量都较少。方方是当代有名的女作家，也是国内小说转载最热门的作家之一，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状况，有论者认为一是由于编辑出于对历史小说审美趣味的衡量，二是读者阅读趣味的选择差异，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则是，近年来方方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了“艺术上的媚俗化倾向与认识上的世俗化认同”③，此论断是否合理暂且不论，但事实的确值得我们深思。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活动由四个部分所构成：作家、作品、世界与读者，评论与转载作为一种文学消费活动，读者（编辑、评论家）的选择当然十分重要，但为何同为历史小说，《民的1911》与改写前的《武昌城》（2006版）无人问津而改写后的《武昌城》（2011版）却颇受好评呢？以作家为核心，我们会发现“历史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对方方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历史这个词有两种含义，一方面指“历史的本体”，也就是人类所经历创造的一切，另一方面指“人对历史的认识”，也就是人对过去的回忆与思考。与此相关，历史学理论也就包含了两个部分即“人怎样创造了历史”和“人怎样写历史”，前者是关于历史规律的探寻，需要研究者将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当作“事件”进行研究，收集史料、考据真伪，尽量抽析出一套有关历史发展演进的真实规律；后者则是认识论的范畴，此类研究者认为历史的本体是唯一的、永恒的，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无法改变的，而人类的认识却是丰富多样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的，所以他们认为“历史不是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办法。”④。事实上，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这两种历史理论又涉及到了三种完全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即实证主义思维、传统思辨性思维与分析的、批判型思维。实证主义思维主要解决的是“人怎样创造了历史”的问题，此类历史学家认为“事实”与“意义”是分离的，他们所要做或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发掘史料、考据真伪从而拨开历史迷雾，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传统思辨性哲学思维则主要涉及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说、自由意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史观等。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思维主要用来分析“人怎样写历史”的问题，这类研究者认为历史研究的内容是历史“思维”而非历史“事件”，而且，在他们看来，历史思维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是生生不已、相似相续的，一直由过去流动到现在的，因此“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⑤，历史研究的不是已死的过去而是某种意义上仍旧活在现实中的“过程”，“历史”是以“当下”为切入点的“过去思想的重演”（柯林伍德语）。这三种思维方式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虽然各有侧重，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完全割裂、互不干扰的，在研究“人怎样写历史”时必然会涉及“历史是怎样发生”的问题，而在分析“人怎样创造历史”时也必然涉及历史的书写过程，因此，一个优秀的历史研究者必然有娴熟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文学创作虽然不同于历史研究，作家可以“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⑥，但在思维方式和认识功能上却是与之相通的，历史小说作家在创作时同样也需要收集史料，需要思考历史题材的当代价值，其小说创作的目的也是为了帮助人类更好地认识自我，所谓“文史不分家”，二者可以互相支撑、互相转化。以方方的小说创作为例，我们会发现她在创作不同的历史小说时倾向于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而这不仅造成了她叙事方式上的差异而且影响了她对历史事件的价值判断，对历史命题的真假分辨。 　　一、《民的1911》：“实证”与“真理” 　　《民的1911》是辛亥革命胜利一百周年的“献礼”之作，方方说她创作此部小说的宗旨是为了对历史做一次平易近人的“普及”：“政治教材只告诉意义，历史教材只告诉结果，但小说却可以用最感性的方式还原它的过程。人们可以在饶有兴味的阅读中，知道辛亥革命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就走到了胜利的这一步。”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方方认真阅读了冯天瑜与贺觉非先生合著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并大量查阅了有关起义的历史资料，她不仅从总体上真实还原了起义由秘密串连到机密泄露再到仓促起义、革命成功的曲折经过，而且在细节上也对起义的偶然性作了真实的还原⑧，就此而言，方方的确实现了她的“普及”目标。其次，作为一篇政治意图明显的小说，方方的此部作品还写出了“历史事件中人类的理性、统一性和多样性”⑨，《民的1911》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以独特的人物为视角鲜明地回答了“历史是谁创造的”问题并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