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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书研究与新时期词典学理论和编纂方法创新 　　摘要　辞书的发展需要词典学理论和词典编纂实践的不断创新，而新观点、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出现和传播离不开必要的学术园地或学术媒介；《辞书研究》从创刊开始就充当了这个重要角色。本文从词典学理论的引进、借鉴与创新，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创新，词典学的学科性质与地位，相关理论的应用与创新和新技术的应用与创新等六个方面阐述了《辞书研究》在我国现代词典学理论的构建和创新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辞书研究　词典学　辞书理论的创新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得知，自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沈兼士于1918年在《新青年》第4卷2期上发表《新文学与新字典》，到1979年《辞书研究》创刊前的61年内，我国在期刊上发表的各类与辞书(字典、词典和辞典)有关的文章共198篇，年均3，245篇；而在《辞书研究》创刊至今的30年内，国内各种期刊共发表论文20611篇，年均687篇，增长210多倍。再看： 　　通过表1和表2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辞书研究》创刊的1979年是词典学研究从“冷门”走向“热门”的里程碑。这是因为：一、《辞书研究》顺应了词典学发展的需要；二、《辞书研究》的出版为广大辞书工作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用武之地的学术论坛，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研究热情；三、《辞书研究》不断培养辞书研究新人，进入辞书研究领域的人越来越多。辞书的研究必然推动词典编纂的发展，《辞书研究》创刊后，各种辞书编纂的体会和经验发表在《辞书研究》上，促使我国辞书编纂和出版走向繁荣。《辞书研究》作为我国唯一的词典学专业刊物，对推动我国辞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辞书研究》的“功绩”很多，这里仅结合词典学理论和编纂方法的创新谈谈《辞书研究》在学界所发挥的作用。 　　 　　一、词典学理论的引进、借鉴与创新 　　 　　在《辞书研究》创刊以前，国内没有专门的词典学刊物，少数有关辞书研究的文章散见于普通语言文学期刊，且多是编纂和使用词典的经验之谈，与词典学有关的理论研究并不多。针对当时的情况，《辞书研究》的编者通过约稿等方式组织了一系列介绍或翻译国外词典学先进理念的文章。例如：《关于词典编纂工作的自动化(节译)――应用电子计算机的某些结果》(B.A.维尔捷利，E.B.维尔捷利；赵国奇1979－2)、《法国词典学一瞥》(黄建华1980－2)、《未来的词典：词典编纂中计算机的应用》(基普弗；吴莹1985－1)《计算词典学的潜力和前景》(安德留申科；王德春1990－2)、《英语词典编纂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斯图平；郑述谱1991－1)等。这些文章涉及国际词典学的理论体系、国外词典的编纂实践、词典使用和词典批评，以及语言学理论和计算机等现代技术在词典编纂中的应用，这对我国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词典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对推动国内词典学研究和词典编纂的创新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就在最近，《辞书研究》还组织翻译了英国词典学家Michael Rundell在“第一届学习词典与二语教学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语料库词典学的最新发展和未来趋势――语料库数据在学习词典中的显性应用》(上、下)(Rundell夏立新，朱冬生2009－3，4)，介绍了西方词典语料库和数据库发展的最新趋势。 　　 　　二、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创新 　　 　　尽管辞书编纂在国际上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词典理论研究严重滞后，词典学是在上世纪中叶才发萌的新兴学科。1950年，西班牙词典学家卡萨列斯出版了《现代词典编纂法引论》；1971年，捷克词典学家Zgusta发表了比较系统的词典学理论著作《词典学概论》。这标志着词典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已具雏形。在国内，《辞书研究》的创刊发行，推动了辞书理论的系统研究。《辞书研究》在创刊号上刊出了《词典学试论》(杨祖希1979－1)，对词典学的定义、辞书的性质和类型、辞书的选词原则和辞书的释义原则进行了阐述；接着又推出一系列探讨词典学理论的文章，例如：《词典编纂工艺学》(卜东新1980－3)、《教学词典的特点和类型》(郭育英1981－1)、《双语词典类型初议》(黄建华1982－4)和《词典和语言规范化》(王力1982－4)等。从1983年3月开始，《辞书研究》连续14期刊载了黄建华的《词典论》，系统地描述了词典学的理论框架，并第一次在国内词典学界引入了“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的概念，这对构建现代词典学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在辞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后结集出版，成为我国各大学开设词典学课的教材或重要参考用书。对于一门新兴学科来说，学术术语的规范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辞书研究》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于1984年开始先后10期刊登了杨楷的“辞书学名词解释”(1984－3至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