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书研究办刊历程和办刊理念.docVIP

辞书研究办刊历程和办刊理念 　　一、办刊历程 　　这些年来，国内刊物如林，木秀于林的《辞书研究》双月刊以其多年来在辞书学和辞书编纂领域不断开拓、创新、深化的业绩，取得了其独特的社会价值。 　　1979年，按照我国第一次辞书规划会议精神，《辞海》、《辞源》修订出版，《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大型辞书的编纂也开始走上正途，加速了编纂进程，正在编纂或即将上马的中小型辞书则更多。中国这个辞书古国的辞书事业在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春风的吹拂下，显得生机勃勃，而辞书编纂事业的发展形势和更大发展的趋势对辞书学理论和辞书编纂方法的研究发出了呼唤。这样，《辞书研究》杂志便应时而生了。 　　《辞书研究》创刊时为不定期丛刊，1981年改为季刊，1982年起改为双月刊，逢单月出版。《辞书研究》从一诞生，便坚持其作为全国辞书界唯一的期刊所理应具有的学术性、知识性、资料性的特点，以回答和解决辞书学理论及辞书编纂实践问题为其天职。 　　多年来，《辞书研究》就辞书界带有共性的一些重大问题发起组织了几次讨论。 　　杂志创办之初，“文革”期间的极左思潮对正在蓬勃发展的词典编纂工作起着极大的阻碍和破坏作用，因此，《辞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闵家骥的《谈谈语文词典的阶级性问题》，而不失时机地发起了“语文词典有无阶级性”的讨论。尽管讨论中有意见分歧，但通过讨论，批判和肃清了以“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词条”为代表口号的极左倾向，基本上取得了词典编纂虽受到阶级的一定影响、但并不具有阶级性的共识。这次讨论，廓清了词典编纂指导思想上的混乱，为确立客观性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辞书编纂原则打下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又开展了“辞书编纂中国化问题”的讨论。这个讨论持续了9期，发表文章21篇。通过讨论，辞书工作者明确了在借鉴和吸收外国词典编纂经验和方法的同时，我国编纂出版的辞书，理应充分反映中国的特点和汉语的特点，充分反映社会主义中国的风格和气派，要体现出国家特点、民族特色和个人编纂风格。 　　20世纪90年代初，还开展了“辞书学的学科地位”的讨论，发表文章27篇，对辞书学的性质、地位及其与相邻相关学科的关系等进行争鸣。综合学者们的意见，多倾向于认为早期的词典学主要研究语文词典的编纂及相关理论，它跟语言学的关系比较密切，而当代辞书学，则包括对专科辞典、百科全书的研究，它不再是语言学研究范围所能涵盖。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随着不乏创见的辞书学论著的日渐丰富，辞书学学科体系的日趋完善，辞书学的独立性似已成为学界共识。 　　辞书学发展的另一关键是辞书编纂现代化问题。如果说前几个问题的讨论是中国辞书界特有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则是世界各国辞书界所共同面临的课题。还在发达国家在辞书编纂领域中运用计算机不久，《辞书研究》便敏感地认识到这是辞书编纂的发展方向，是中国赶上世界辞书编纂水平的良好契机。1983年第6期，发表了耿立大的《计算机和辞书编纂》，论述了自动词典和机器词典、语义词典和语义网络、计算机汉语辞书自动化系统的建立和前景等。接着相继发表了把计算机运用于辞书编纂的文章，并介绍了《全唐诗自动词典》等辞书用计算机编纂的情况。随后，组发了多组“计算机和辞书编纂”的专辑，就辞书编纂中的语料库、数据库、辞书编纂辅助平台的建设等问题集中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据统计，《辞书研究》在1980-1995年的16年间刊发相关论文29篇。从1996年起，我国辞书界加强了数字化研究的力度，十几年间本刊刊发近百篇相关论文。这些数据说明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重视。 　　社会信息化程度的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实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显得越来越重要，辞书作为执行规范、推广规范和宣传规范的重要工具，其规范问题也日益受到业界和社会的重视。近年来，刊物虽然未专门就此像“中国化”、“现代化”那样设专栏展开讨论，但陆续刊发了陈原、江蓝生、王宁、苏宝荣、晁继周、李建国、高更生等先生的文章，就辞书规范化的内涵、语言规范化和辞书规范化的关系、辞书规范的层次等问题进行论述，共同的认识是辞书必须遵守语言规范和相应的其他规范和标准，但对规范标准的执行要分层次，坚持刚柔结合的原则，高水平的辞书可以根据语言实际超越已有的、存在不足的规范，这既有利于读者的使用，也有利于已有规范的修订和新规范的制订。 　　除了连续多期集中篇幅就某些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外，《辞书研究》还往往不定期地刊出专辑，集中刊发数篇文章，就某种、某部词典或辞书编纂中的某个问题进行探讨。多年来，先后刊出前苏联、法、英、美、日等国词典编纂出版情况介绍的专辑，介绍有关《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英汉大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哲学大辞典》等著名辞书编纂研究的专辑，还有研讨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