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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地适树是植树基本原则 　　乞得种树术，得以疗国贫。 　　 ――胡先 　　 　　为什么要种树？ 　　“为什么要种树？”这听起来简直是一个“小儿科”的问题，谁不知道种树好，该种树。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以前就在种树了。今天人们可以说出诸如绿化祖国、改善环境、美化生活、保持水土、防风固沙，为人类提供生物资源等许多“种树”的好处。但细想想，其实人们通常说的都是树木和森林本身的价值。要知道，地球上的树原本不是人种出来的，相反，要是没有人类的出现，地球上的树会更多，长得也更好。实际上，“种树”是人类对自身发展过程中，过度消耗和无谓扼杀树木行为的一种补偿，而这种补偿往往多数出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达需要。因此“种树”又是一种完全受人思想和认识水平制约的行为。 　　 　　种什么树谁说了算？ 　　人们往往认为，不论我们出于何种目的，种树都是好事。其实不然，由于我们人类的“私心”和“无知”，种树引起的悲剧和灾难时有发生。远的不说，我们身边所见、所闻的许多事实都足以证明我没有说“胡话”。 　　前几年，我在辽东半岛的一个滨海开发区目睹了上百棵树木群体死亡的惨烈景象。这是一座离海滩只有几百米的新建城市广场，广场上树着高高的水泥塑像，周围种植了上百棵云杉等原本生长在较高海拔山地上的裸子植物“幼树”。如果它们都能健康地活下来，数年后，这里将是一座气度非凡的“绿荫广场”，但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枯死，剩下的也形容憔悴，没有了生气。让我感到不理解的并不是树木群体死亡的现实，而是指导种树的人竟然连“适地适树”这个植树的基本原则都不懂。当我带着几分气询问当地林业部门的有关人员，为什么要种云杉时，得到的是比我气更粗的回答：“问领导去！” 　　北京西山的鹫峰到阳台山顶，是我以往常去“练腿”和看植物的“乐土”。后来由于移情别恋，有几年没走鹫峰后面的山路了。2007年4月下旬，当我再走这条老路时，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原本在海拔700多米的半阴坡上生长的迎红杜鹃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致密的火炬树。众所周知，迎红杜鹃是北京山区原生的两种杜鹃花属植物之一，春季先叶开花，花红似火，景色十分壮美。火炬树是原产于北美洲的漆树科小乔木，由于秋季叶片脱落前叶色十分红艳，而且生长初期长势强健，繁殖能力极强。因此种火炬树既符合在北京大力发展红叶树种的精神，又可在北京的低山区强力生长，不仅在公路旁大种特种，而且被列为北京绿化荒山的几种特选树种之一。如果从保护和恢复原有自然植被的原则出发，外来树种根本不应该被引入有自然植被覆盖或自然植被被严重破坏后正在重建的山地，但现在火炬树却喧宾夺主地成了北京山区的“绿化”主力军。出现这种为“绿化山区”而人为造成 “外来物种入侵”，严重干扰和破坏山区天然植被恢复的现象，又该向谁去问责？ 　　以上两个例子，虽然只是当前“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伟大运动中两个不和谐的音符，但类似的现象却屡见不鲜。由此我不禁想问：“种什么树谁说了算？” 　　 　　为什么“适地适树”这么难？ 　　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但我第一次参加植树活动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是3月中的一天，学校的操场上堆了很多已有两三米高的小树。老师为我们演示了一遍挖坑、浇水、放树苗、填土、再浇水的种树过程后，每人都去领了一棵树，扛回家去种。幸好我家有一个不小的院子，于是找了块空地，按老师教的方法，一丝不苟地完成了“种树”任务。但让我许多年都闹不明白的是，这棵不知名的小树虽然活了，却总也长不大，离它不远处一棵比它晚种了10年的泡桐树，已长到10米高了，它仍然只有3米高，像一个得了“呆小症”的“老小孩”。以后我又参加了许多次植树活动，但多数都像“处女作”那样，种的是“未知数（树）”：一不知是什么树种；二不知它们适合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长发育；三不知它们将来的前途和影响。虽然我没有做过专门的调查，但可以推测，这种“种未知数（树）”的植树者不在少数。究其原因，主要是种树的指导者和参加者不懂或忽视了“适地适树”这项种树的基本原则。 　　说到“适地适树”，我不由得想到了达尔文和他的“自然选择”学说。今年适逢这位19世纪伟大的博物学家诞生200周年和他的划时代巨著《物种起源》问世150周年。虽然近些年来人们对达尔文和他的理论已经逐渐淡漠了，但作为“适地适树”原则的理论基础之一，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我们还是应该牢记在心。 　　“适地适树”虽然只有四个字，却包含了物种与其制约因素――自然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生态学关系。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树，我没有见到过具体数字，不敢断言，但关于中国树种的数量，却有大概的估计。据《中国树木志》记载：“我国树种资源极其丰富，在已发现的30000种种子植物中木本植物约有8000余种，其中乔木树种约2000余种，灌木树种约6000余种……”，树种的丰富，正说明我国地域的广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