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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日本遗书暧昧中留给日本对战争思考 　　摘 要：陶晶孙逝世后留给了日本一本“遗书”――《给日本的遗书》，对战后日本社会进行了文明批评和反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日本社会中的“暧昧”情结，批判了日本国民的劣根性，然而依然受到了日本从精英到大众的爱戴，更有学者认为他是仅次于鲁迅的对日本影响深远的中国现代作家。本文从对《给日本的遗书》分析入手，从陶晶孙揭示日本文化的“暧昧性”，同大江健三郎等日本战后文学的“暧昧”概念的区别，和其语言文字中的“暧昧”三个方面，来诠释陶晶孙对战后日本批评的特点。并以此作为陶晶孙为何在日本受欢迎的原因之一的解释。 　　关键词：《给日本的遗书》；“暧昧”；战后日本文学 　　 　　一 　　陶晶孙――中国现代文学家，在逝世后给日本留下了一本“遗书”――《给日本的遗书》，这本书收录了其在战后初期即1951年离台去日后的一年时间内执笔的18篇作品以及战时旧著《陶晶孙日本文集》中的11篇。在这本书里，陶晶孙作为一个“深谙日本”的中国人，对日本战后状态及日本国人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冈崎俊夫在文章中写道：“这（《给日本的遗书》）是让人一读就冒冷汗的文章。被中国人这么说，作为日本人是很难堪的……可是我们不得不接受”。① 　　陶晶孙在书里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不客气地讲，日本和德国，都是由于一度逞暴而被先生淘汰的高材生。乃至于被排在脏兮兮的殖民地人民之后。哪怕通过努力重新赶了上来，若再盛气凌人地排挤或者蔑视其他学生，还会遭到先生的教训。况且先生从一开始就绝不允许日本再度成为强国。”（〈落第的高材生――日本〉）他说，“高材生”的日本因为在明治维新时期提出了“脱亚入欧”，“对外来无谓的亦为时过早”地模仿西欧的一切，包括政治、军事和社会文化，这不仅没有使日本得到西欧的理解，同时在亚洲处于孤立的境地从而走向极端军国主义，最终成为法西斯侵略国，招致了侵略的恶果。“其结果，这次战争使得中国内地众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饱受了战争之苦。残废军人、战争遗孀乃至混血儿，”（《落第的高材生――日本》）使“自己的港口驻扎着外国军舰，自己的市郊埋伏着外国军队。” （《落第的高材生――日本》）日本带给亚洲侵略的伤害，同时也让自己“排在了脏兮兮的半殖民地人民之后”，本以为可以“入欧”成为“高材生”的日本，却遭到了“先生的淘汰。”陶晶孙对日本的“被淘汰”状态进行了反思，他说：“日本人始终摆脱不了国粹主义的羁绊……”（《近来的日本》）所以“故弄玄虚地模仿”，始终想方设法地“掩盖贫穷”。（《居住在日本的快乐》）日本的这种分裂个性，使它因“一度逞暴”而遭到“淘汰”。 　　陶晶孙的文风雅致而隽永，没有用直接了当的语言概括日本的这种状态，直到1994年，大江健三郎在德哥尔摩瑞典皇家文学院发表的讲演，和陶晶孙的话同出一辙，说出了一个词来概括这个状态，即“暧昧”。“（日本）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② 　　大江的话几乎是陶晶孙的“翻版”――因为“暧昧”，使日本虽位于亚洲，却极力模仿西方，虽在战后积极追求民主主义，却不能摆脱侵略亚洲的污垢，而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况。不同的是，陶晶孙对日本的“暧昧”是持批判的态度，而大江健三郎却是在“暧昧”中述说“暧昧”始终不能也不肯走出“暧昧”。 　　二 　　日本从战后初期开始，虽然文坛上曾出现过对战争责任的揭发和追究，但很快发生了转变，对法西斯战争普遍持“暧昧”态度，提出“战后的这些纷争，双方都有责任”，从而淡化和模糊侵略战争的罪行。以大江健三郎的《广岛礼记》为代表的“原爆文学”，就是基本不提及原子弹轰炸缘由，而只着力描写原爆后灾难性的后果，使日本完全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使批判从战争的发动者转移到战争本身。更将联合国组织的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维和组织和法西斯组织相提并论，指出日本如果同意联合国恢复军事作用以维护世界和平，“无疑将是对亚洲和广岛、长崎的牺牲者们最彻底的背叛。”③ 　　正因为日本人根深蒂固的“暧昧”态度，使得在整个战后的日本社会在竭力掩盖战争的法西斯性质的同时，对受其侵略的中国人民的战争责任问题上“三缄其口”。比如战争期间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政权誉为“国民英雄”的火野苇平，战后1955年来中国访问旅行，受到了中国的友好接待，却在《去红色国家旅行的人》说“无论新中国如何迅速建设起来，作为一个国家如何发展，我无论如何都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