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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性恋者权益保障的立法思考 　　摘 要：同性恋现象是社会不容忽视的一个敏感问题。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开放、包容，同性恋者的处境相较过去有很大改善，但其权益仍得不到有效保障。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仅有少数国家为其提供了法律保护，但这种立法趋势正在向全球蔓延。在这样的国际潮流下，同时面对我国同性恋者权益缺失所引发的诸多问题，我国有必要立足本国国情，借鉴西方先进经验，对同性恋者权益进行立法保护。 　　关键词：同性恋；权益保障；立法；路径 　　中图分类号：D92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6-0073-02 　　2013年在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上又掀起了新一轮高潮，一连串的立法事件表明，西方国家正在逐渐重视同性恋者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开始在法律上给予其应有的地位，这是西方文明的又一进步，同时对我国同性恋者权益保障的思考也带来了正能量，鞭策我们在世界潮流的带动下，倾听本土的声音，合法、合情、合理地看待同性恋权益保障问题。 　　一、同性恋者权益保障的必要性 　　（一）从人权的视角看同性恋权益的缺失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同性恋者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理所当然地享有宪法所赋予其的公民权，不因性取向的差异而区别对待。当然，同性恋者权益的保障不能光靠宪法原则性的规定，同时需要各个部门法的配合，需要重新修改或制定相应的法律。当前我国同性恋者权益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同性恋者无法获得同性婚姻权以及由此产生的配偶权利。我国婚姻法将婚姻定义为“男女两性的结合”，将同性婚姻排除在外，这种婚姻权的缺失并不是简单的婚姻自由被剥夺，而且会引发一系列的权利问题。第二，同性恋者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和歧视，平等权得不到保障。 　　（二）从现实的角度看同性恋问题的存在 　　据统计，我国同性恋人群大约占3%―4%，即数量在4000万―5000万左右。由此可见，虽然我国同性恋者的相对数量较小，但绝对数量是大的，因此，其产生的社会问题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1.同妻问题。同妻，即与男同性恋者结为夫妻的女性。在我国，同性婚姻尚未合法化，因此，绝大多数同性恋者会迫于传统礼教的约束以及家庭的压力，选择与异性结婚。这是同性恋本身的悲剧，但同时也酿成了另一个道德悲剧――“同妻问题”。据调查，现实中同妻的婚姻生活都是不尽人意的，最终的结果对同妻来说都是一大难以弥补的伤害。这也正如郭晓飞所描述的“婚姻困境”：“一方面同性恋者在现有制度下只能跟异性结合，这是法律承认的唯一一种婚姻模式，而另一方面当同性恋者遵守这样的法律规定进入婚姻时，却又要遭受谴责，说这样做是欺骗、侵权，甚至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1] 　　2.艾滋病问题。近年来，我国同性恋者在艾滋病患者中的比例逐年上升，这一方面是由于同性恋者之间特殊的性行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同性恋者缺乏婚姻的束缚，从而导致责任感的缺失，放纵自己的私生活。此外，同性恋者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对抗，长期隐匿在“柜子”中，也加剧了艾滋病的防治问题。因此，为了有效抑制艾滋病的传播，我国有必要进行法律规制，这既是对同性恋者权益的保障，也是稳定社会秩序的必然。 　　二、西方同性恋者权益保障模式的借鉴性 　　目前世界上已有16个国家立法通过了同性婚姻保护法，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采取其他方式对同性婚姻表示认同。而纵观西方的立法司法进程，无外乎立法赋权型和司法确权型两种模式。 　　（一）立法赋权型 　　采用立法的模式保障同性恋者权益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所谓立法赋权型，即指立法机关在确认和赋予同性恋者与同性伴侣婚姻权利方面起着更为积极和主导作用的模式[2]。包括以下4种类型： 　　1.零星的规制模式。这是在现有的法律中为同性恋者制定一些特别规则，将现有法律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同性恋者。过去采取这种立法模式的国家主要有德国、匈牙利。这种模式打破了古老的“要么是婚姻,要么不是婚姻”、“要么全面规范,要么一点也不要规范”的逻辑路径[3]，在保障同性恋权益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其相对于其他模式显得较为保守。 　　2.家庭伙伴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旨在建立一个系统、完整、统一的法律制度。瑞典、西班牙曾采取过该模式。这种模式在立法过程中首先必须明确“同居者”的含义，西方国家对此定义也是大相径庭。其次要明确权利内容及适用领域，有的将同性恋权益等同于婚姻法所规定的全部权利，而有的则限制在某一方面。 　　3.登记伙伴立法模式。该模式赋予了同性恋者类似于婚姻的法律地位，为其争取到了一定的法律认可，这也是同性恋者的需求与主流社会认同之间妥协的产物，但却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性，因此该模式对于同性恋者来说也是不尽如人意的。 　　4.同性婚姻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给予了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相同的婚姻权利，是立法赋权型中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