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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应有所改变 　　内容提要哲学的思想生产或创造与哲学的历史发生犹一体之两面，不可分割。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所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哲学思想的生产与学术研究的两歧。思想理论界流行的各种理论学说，多属从外面直接“拿来”，而未能上接民族文化之慧命；传统的思想学术文化则仅被理解为过去时态意义上的知识和资料，不能参与当代思想的创造进程。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思想的创造与经史的研究并非分为两撅。经由经典及其意义的重建以实现思想的转变，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生产和“立言”的基本方式。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当代思想和哲学理论。以学者个体自身“学术宗旨”的差异多元性构成为出发点，接续中国传统重建经典及其意义系统的思想生产和“立言”方式，使经典和哲学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真正参与当下思想创造的进程，在此基础上真实展开与其它文明传统的思想对话，那“属于自己”的当代中国的哲学系统和思想世界才能逐步得以形成。 　　关键词　思想生产　学术研究　中国哲学　研究方式　差异化　学术宗旨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4-0030-09 　　 　　引言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当代哲学范式的转换与哲学发展的新趋向”，它还有一个副题：“第十二届国际场有哲学学术研讨会”。这两个题目都很有意义。 　　唐力权教授上个世纪末提出“场有哲学”这一观念，并在理论上对它作了系统建构的尝试。为了进一步推进这一哲学观念的研究，在唐先生的倡导下，连续出版了以《场与有》为题的系列研究文集，并举办多次学术会议进行相关的学术和理论研讨。我在母校(吉林大学)任教的时候，也有幸参与过《场与有》第三辑的编纂工作，并为文集写过论文。 　　冯友兰先生讲中西文化，曾用“古今”来表述“中西”，把中西的文化差异理解为古今的差异。从常理而言，这一表述似乎并不合适，因为中西思想、文化理应各有自己的“古”和“今”。但吊诡的是，它却又是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现状的一种大体真实的描述，因为我们确实未能真正建立起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现代形态。 　　1994年，唐力权先生来吉林大学作“场有哲学”的学术报告，曾把哲学研究的工作区分为三个层次：思想史、哲学史、哲学，认为我们现在的研究工作，尚处在“思想史”这一层面。当时，哲学界很多人都在谈“哲学的危机”。唐先生很尖锐地指出，中国当代还谈不上“哲学的危机”，它的危机，只能说是“没有哲学”的危机。所以，他特别倡导哲学的思考和系统的建构。 　　唐力权先生的讲法，与冯先生对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现状的判断是相通的，不过唐先生所言，针对性更强，问题提得更尖锐。随着近年中国哲学界和整个学术界的变化，当年唐先生的工作及其倡导的学术方向，愈益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意义。唐先生讲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危机表现为一种“没有哲学”的危机，真是一语中的，深切时弊。 　　“没有哲学”的危机，岂非更深刻的哲学危机和文化危机!它表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确实需要有所改变。 　　 　　一、哲学与哲学史 　　 　　“哲学”一词，译自西方。在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系统中，本无一种被称作哲学的学术部门。上世纪初以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现代转型的过程。这个现代转型，简单说来，就是按照西方的学科模式对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进行分科化的研究，进行重新的学术分类。现代中国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一模式来规划的。我们现在所谓“中国哲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学科分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个学科。 　　这一现代转型很重要，它是中国学术的研究能够参与当代国际学术对话的一个前提(当然，这只是一个前提。如能真正参与对话，需要中国学术自身具有主体性)。但它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未能建构起中国学术的现代形态，因而导致了它自身学术“自性”和主体性的严重缺失。这在“哲学”一方面表现尤其严重。中国古来讲内圣外王之学，“内圣”，即所谓“心性义理之学”或形而上学(取《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之义)这一面，是这一学术文化系统的形上学和价值的基础。这一方面，在当代中国的学术系统中，属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围，所以尤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于用“哲学”这一思想学术范式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有效性，颇有质疑。管见以为，两千余年的哲学史表明，哲学总是以不同层级的具体个性形态存在，它并不实质性地与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或形上学系统相排斥，而学术和学科规范的转变亦非一朝一夕之事。因此，当前之要务，在于如何在取自于西方的“哲学”这一概念框架下，凸显出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个性特质和固有的精神，建构起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从而使之能够有效地参与当今中国社会和世界思想学术的创造进程。这亦是我们能够推动学术和学科规范之转变的唯一有效途径。 　　按照黑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