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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范式建构的文化模式 　　摘要：中国哲学范式之为中国哲学范式，与中国哲学范式建构的文化模式密切相关。“天人合一”乃中国哲学范式建构的文化模式，其思想内涵主要有二：其一是“万物一体”的思想内涵和思维架构；其二是“以德配天”的核心价值和实践路径。而“天人合一”文化模式，对于中国哲学范式建构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体现在对“道”的理解上和如何“得道”的路径和方法的选择上，而且体现在对“道”的言说方式上。 　　关键词：中国哲学范式；文化模式；“天人舍一”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1)06-0109-04 　　自库恩提出“范式”和“范式革命”概念以来，尽管在对“范式”和“范式革命”的理解上存在分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范式”不仅已经被提升为一个普遍的哲学范畴，而且业已成为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种被普遍使用的思维框架和研究方法。从目前的使用情况来看，“范式”大体有两重含义：其一是指某一哲学共同体成员借以指导其学术活动的“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学术传统”、“理论框架”和“精神定向”，它既是某一哲学的“深层结构”，也是某一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其二是指哲学家从事哲学研究的方式和方法。无论从哪种含义上说，只要有哲学就有哲学范式；而只要承认“中国有哲学”，就应当承认中国哲学范式的存在，这是毋容置疑的。 　　以上述理解为基础，追问中西哲学范式之所以不同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同样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首先，从其作为“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学术传统”、“理论框架”和“精神定向”来看，西方哲学范式无疑是以“逻各斯”或“是”或“存在”为本体，以“存在论悖论”为基本问题，以逻辑分析为思维方式，力求在对象性的生存实践中，实现现象性生活的外在超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或“本质主义”的“概念论”或“知识论”的“意识哲学”范式和形态，而中国哲学范式作为中国哲学家共同体用于哲学建构的“理论框架”和“精神定向”，则无疑是以“道”为本原、本体、秩序和境界，以如何“得道”为指向，以“言道悖论”为基本问题，以“行道”、“体道”为基本路径和方法，力求在现象性生活的内在超越中，进入或达到“道”所指示的境界的“意义论”或“价值论”的哲学范式和形态。其次，从其作为哲学家从事哲学研究的方式和方法的视角来看，西方哲学从其对作为本原、本体的“逻各斯”、“是”或“存在”的实体性的理解出发，主要是逻辑方法，即“正的方法”的运用，而中国哲学从其对作为本原、本体、秩序和境界之“道”的非实体性的理解出发，则主要是直觉体认的方法，即“负的方法”的运用。 　　但问题是，从同一基点出发的中西哲学为什么会呈现为两种不同的范式和形态?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从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出发，中西哲学对主体、语言和存在(“道”)及其关系问题作了不同的理解和回答。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人的生命活动为基点，既是哲学之所以可能的充分必要条件和哲学之为哲学的内在根据，也是贯穿中西哲学始终的中心论题和中西哲学始终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如果说西方哲学从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即从人外在于这个世界的思想前提出发，不仅对“存在”作了实体性的或“本质主义”的理解和阐释，对语言作了概念论和本质论的理解和阐释，而且充分肯定了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的“同一性”关系；以此为基础，西方哲学指向的是现象背后的“普遍”的“不变”的“绝对”，所追求的是关于外部世界的本质，以及人对世界的外在超越的话，那么，与西方哲学不同的是，中国哲学从人与世界的非对象性关系，即从人内在于这个世界的思想前提出发，不仅对存在(“道”)作了境界论、意义论和价值论的理解和阐释，对语言作了工具论的理解和阐释，而且充分肯定了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的“非同一性”关系；以此为基础，中国哲学所追求的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内在价值和意义，以及人对世界和自我意识的内在超越。 　　但问题是，中西哲学在主体、语言和存在及其关系问题的理解上为何会有这种不同?这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事实上，对这一问题的追问和回答，要求我们必须回到中国哲学范式原创建构的文化模式中加以具体的考察。 　　二 　　历史地看，中国哲学范式的原创建构，以中国“哲学的突破”(所行之“道”向着本原、本体、秩序和境界之“道”的理性升华)为契机，以“言道悖论”的发现和“言意之辨”的展开为滥觞，肇端于“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既与中国哲学和文化对主体、语言和存在及其关系的理解有关，更与中国哲学范式赖以建构的文化模式有关。那么，作为中国哲学范式之所以为中国哲学范式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的文化生态模式究竟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日：“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范式原创建构的文化模式，以中华民族特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