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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中、西视野论析 　　摘要：在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中，以西释中法是最典型、最正宗的方法。冯友兰运用它对公孙龙子、朱熹等人的哲学作出了全新的解释。胡适等也是运用此法的代表。不能否认这种方法的积极意义，但是，任何用以西释中模式写出来的中国哲学史，都难免成见。在这些成见之观照下，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色便难免隐而不现。以西方哲学作为标准、尺度来衡量中国哲学，越接近它的中国内容就越像哲学；离它越远的中国内容，就越不像哲学；越没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就越像哲学。面对中国的崛起，以西释中法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如果要把中国的学术产品（包括哲学产品）贡献给世界，继续走以西释中之路似乎难以达到这个目标。相反，走以中评西或以中应西之路更合适。在以中评西的视野下，中国哲学自身的价值方可凸显，它的吸引力方可提高。 　　关键词：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以西释中；以中评西；冯友兰；梁漱溟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1-0036-008 　　论者运用以西释中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不过，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为了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为了让她在世界文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走向以中评西更值得我们关注。本文先对冯友兰、胡适等人的以西释中法作出的贡献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然后指出其不足，最后试图通过回顾梁漱溟、熊十力等人的说法对以中评西的前景作比较乐观的估计。 　　一 　　在19世纪中叶之前，汉字里有“哲”、有“学”，但没有“哲学”。该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西周用汉字“哲学”来翻译英文“philosophy”。后来，这一翻译传到中国，中国人也接受并使用之。从“哲学”一词的由来不难看出这个词的西学源头。立足这种源头，冯友兰在解释“中国哲学”时指出：“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是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1]8既然哲学这个词来自西方，中国哲学只能按西方的标准来确定。冯友兰如此确切无疑地说，有历史的根据。 　　冯友兰的以上说法，为他以西释中指明了方向。他出版于上世纪30年代的、影响深远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就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他在书的开头即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1]1他接着用简明的语言描述西方哲学之三大部分（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的内容。他还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指出中国哲学的弱点：“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盖中国哲学家多未有以知识之自身为自有其好，故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不但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也，即直接能为人增进幸福之知识，中国哲学家亦只愿实行之以增进人之幸福，而不愿空言讨论之，所谓‘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中国人向不十分重视著书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著书立说，中国哲学家视之，乃最倒霉之事，不得已而后为之。故在中国哲学史中，精心结撰，首尾贯串之哲学书，比较少数……成书既随便，故其道理虽足自立，而所以扶持此道理之议论，往往失于简单零碎，此亦不必讳言也。……西洋近代史中一重要的事，即是‘我’之自觉，‘我’已自觉之后，‘我’之世界即分而为二：‘我’与‘非我’。‘我’是主观的，‘我’以外之客观的世界，皆‘非我’也。‘我’及‘非我’既分，于是主客观之间，乃有不可逾之鸿沟，于是‘我’如何能知‘非我’之问题，乃随之而生，于是知识论乃成为西洋哲学中之一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人之思想中，迄未显著的有‘我’之自觉，故亦未显著的有将‘我’与‘非我’分开，故知识问题（狭义的）未成为哲学上之大问题。……知识论之第二部，逻辑，在中国亦不发达。中国哲学家，又以特别注重人事之故，对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西洋哲学于每部分皆有极发达之学说；而中国哲学，则未能每部分皆然也。”[1]8-10冯友兰所说的中国哲学的弱点，概括起来就是：没有为知识而求知识的兴趣、少有“精心结撰，首尾贯串”的哲学著作、对道理的论证不充分、未显著地将“我”与“非我”分开、在知识论和逻辑学以及宇宙论等方面都不够发达，如此等等。冯友兰的说法给国人以极大的启发，至今读来仍然让人受益匪浅。 　　在认识了上述这些中国哲学的弱点的基础上，冯友兰便在《新理学》、《新知言》、《新原道》等著作中想方设法克服它们。例如，他非常讲究逻辑，讲究表达的严密性和系统性，这成了他一生的语言风格。《新理学》无疑是“精心结撰，首尾贯串”之哲学著作的典范，也是以西释中和中西结合的典范，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新理学体系主要以4个概念和4组命题建构起来。这4个概念是：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