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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差距新制度分析框架和政策含义 　　摘 要: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深刻的制度变迁,也是各国区域发展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整体进程不断推进,优化了城乡经济结构,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但地区间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中西部地区明显滞后于东部地区。其制度因素在于:改革执行进度不一,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外部发展环境缺失,欠发达地区难得实惠;政府政策倾斜有别,贫困地区缺乏支持。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均衡发展,必须打破原有制度“锁定”,作出合理的制度设计。 　　关键词:城镇化;区域差距;制度因素;均衡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6-0048-08 　　 　　作者简介:谢京辉,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上海 200020) 　　 　　一、问题的提出 　　 　　纵观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从最早19世纪的古典区位发展思想到20世纪初平衡增长理论的盛行,之后增长极、“中心―边缘理论”等理论的提出,再到梯次推进理论、产业结构推动假说等非均衡增长理论的不断修正,经济增长的差距问题始终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从研究工具而言,经济增长理论的每一次发展变迁也在推动着区域经济理论不断发展。上述种种区域发展理论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基于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的经典内核,形式上的发展均是建立在对原有前提假设条件放宽的基础之上,因此在面对现实经济中各国、各经济体截然不同的禀赋约束及非市场性因素时,传统理论很难对实际做出合理的解释或预测。由此,当今前沿经济学理论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开始渐渐突破“古典主义”的思想束缚,试图从市场外寻求解释区域经济增长差距问题的答案。 　　进入20世纪后期,新制度经济学、新地理经济学,乃至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为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其中尤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最为普遍,根据对制度地位理解的不同,可将该学派在区域经济增长差距问题的观点分为两类。(1)“从属论”,以科斯、德姆塞茨等早期新制度经济学家为代表,开辟了制度内生影响经济增长的新视角,但并没有将其视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而是作为决定因素之一。德姆塞茨认为当内部化的收益超过其成本时,产权制度就创建起来,将外部性内部化而产权制度同时发生变迁??①。舒瓦茨则指出制度是经济领域里的一个变量,是为适应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而引致的对新制度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注:Schultz,T.W.,“Institutions and the Rising Economic Value of Man”,??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50(1968).)。 (2)“主体论”,以诺斯、托马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则认为,制度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动态原因,具有自我循环累积机制,由于制度差异会造成区域经济增长的差距。诺斯把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制度安排的供给引入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提出在竞争和交易成本的约束下,面临双重目标的国家会导致低效制度的形成;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是决定制度变迁轨迹的两个力量,并指出制度变迁出现“路径依赖”和“锁定”这两种轨迹(注:[美]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1-33页。)。 　　相较西方而言,我国学术界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些年来也取得了大量丰富的成果。林毅夫认为,制度变迁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因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而后者因在不同选民团体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载[美]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71页。)。温思美、罗必良、尤玉平认为,制度变迁特征是以需求诱致变迁为基础,在既定宪法秩序下进行渐进的“边际革命”,并在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理性选择下具有突变性质的局部创新演化方式(注:温思美、罗必良、尤玉平:《广东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学术研究》1999年第6期。)。蒋文强认为物质资本形成、劳动力投入是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同时人力资本积累、贸易(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和制度变迁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谢晓波则从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变迁的路径看,认为正式的制度变迁路径受到非正式制度的路径依赖或深刻影响(注:周毅、黄志钦:《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11期。)。 　　不过应该指出,当前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还仅局限于理论层面的初步验证。对于制度的内涵、载体,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与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