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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居民消费对环境污染影响效应
中国城镇化、居民消费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
摘要:基于1999―2011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STIRPAT模型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基础上,考察现阶段中国城镇化、居民消费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城镇化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与区域差异,城镇化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并不显著,居民消费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亦存在着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而且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距拐点还有一段距离;城镇化水平提高能抑制居民消费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且居民消费水平不同的地区,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
关键词:城镇化;居民消费;人均消费水平;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影响评估模型;温室效应;循环经济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3-0047-04
城镇化发展、居民消费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关系,并且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往往是相伴而行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过程是环境污染问题的客观基础。同时,居民消费需求也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而日益增加,尤其是对电子产品、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等工业产品,工业化发展体现为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因此城镇化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增加能源消耗,进而或多或少地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产生压力。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人们的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与之相伴而生的问题是居民消费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和突出。本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选取1999―2011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以STIRPAT模型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为基础,对中国城镇化、居民消费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进行探讨。
一、文献综述
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Grosman和Krueger为首的经验环境经济学派展开的,研究的重点在于经济发展中城镇化对环境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的重要程度有多大。他们注重归纳各个国家经济发展与其环境发展的关系,选取表征环境与经济的主要指标进行数理分析与经验判别,然后进行侧面解释,其实质是一种“城镇―消费―环境”的先验论。Grosman和Krueger(1995)对4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城市人口密度对SO2和烟尘排放具有正向影响,而对悬浮颗粒具有负向影响;Karen Eharhardt-Martines等(1998,2002)以跨国数据为样本,检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等对森林毁林率的影响,最后得出城镇化水平比经济发展水平对森林毁林率的影响较为显著,城镇化发展与毁林率之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毁林率的转折点在城镇化水平40%~50%之间;J.Parikh等(1995)研究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镇化与能源使用及“温室效应”问题。他们利用跨国数据,通过计量经济学分析,得出城镇化发展与能源利用的结构变化的关系最为密切。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对城镇化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检验性研究。吴玉萍等(2002)选取北京市1985―1999年经济与环境数据,通过分析经济因子与环境因子的相互关系,探究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演替轨迹,为评价北京市环境政策提供依据;也有部分学者对EKC曲线进行了理论研究与结构分解研究,如洪阳等(1999)对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库兹涅茨关系进行了理论假设和数学分析,并描述了适应国情的经济发展轨迹;陈六君等(2004)对我国环境污染进行了结构分解研究,将污染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污染治理效应与清洁技术效应。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也选择各个地区或城市进行实证检验,并取得了不少成果。杜江、刘渝(2008)通过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城镇化与环境污染之间还受到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当前我国仍处于倒“U”型EKC的左半段,因此,他们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环保政策,以减缓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章泉(2009)利用1996―2001年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模型,考察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质量,认为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对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周宏春、李新(2010)指出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生态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并倡导人们低碳消费,实现城镇化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王家庭、王璇(2011)基于城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通过对我国28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结果得出城镇化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的曲线关系,认为当城镇化水平超过33.84%时,若城镇人口比重继续增加,则环境污染的恶化程度会加剧。
纵观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要么集中于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要么集中于城镇化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EKC曲线检验。而将城镇化与居民消费同时作为变量,分析城镇化、居民消费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尚不多见。鉴于此,在目前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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