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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环境善治研究 　　摘要:天然林保护工程涉及到林业资源、水资源、野生动物保护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我国现有的天然林保护工程主要是由政府集中管理,这种管理模式易出现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划分的不一致性,不能从根源上解决天然林保护与保护地经济发展的矛盾,因而呈现出无效化特征。改变现存问题的突破点在于构建基于不同利益主体环境权益的管理制度,让第三方参与天然林管理的环境善治模式,从而实现我国天然林资源保护的可持续性。 　　关键词:天然林保护;利益主体;环境善治 　　中图分类号:F326.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6-0044-05 　　 　　保护和合理利用天然林资源是实现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如何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和改善我国天然林资源基础或提高天然林自然资本存量,是我国天然林资源管理面临的关键性挑战。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林业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同经济过程中的决策机制以及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的运作,特别是与所制定的政策密切相关。[1] 　　天然林保护工程(以下简称天保工程)的实施对于中国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无疑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作为一项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的工程,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一个国家干预较为广泛而深刻的市场环境和计划经济思想较为根深蒂固的行业领域,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或者说市场经济体制深入的行业领域。由此决定了天保工程相关利益主体是多方面的,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林区政府)、政策实施的林业企业和企业职工及林区所处周边社区和农民。由于上述的特殊环境,这一政策的实施必然会对有关既得利益集团效用产生影响,造成了政策的相关利益主体间相互博弈,从而影响到政策的执行效果和实施效率。在与天然林管理有关的诸多矛盾上,有两个核心问题值得研究和解决:一个是天然林管理政策中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和利益划分,存在着目标不一致的现象,导致相关政策的干预效应不足;另一个是在天然林保护和管理的运作方式上,客观上存在着单方面强调政府行为、强调自上而下的决策和执行方式、忽视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以及社会根本需求和民众根本利益的现象,导致天然林保护成了政府的包袱和企业的负担,加深了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对立。 　　探求天然林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权益关系的有效和公平配置,将是我国天然林管理制度变革的基础和核心问题,通过政策体系和政策手段的建立和完善促使与天然林资源管理相关的三类主体:政府、企业、公众有效发挥其作用,并协调和制衡其相互关系是保证天然林管理相关权益有效配置、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途径。 　　 　　一、我国天然林保护中各主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分析 　　 　　在天然林保护工程中,国家是公权代表,要的是生态;农民是私权代表,要的是生计;地方政府是准公权者,要的是政绩;林管部门是准公权代理者,要的是利益。由于权属不同,收益目标不同,性质不一样,因而在产权交易的“合约”不协调时,必然产生利益上的冲突。1998年的特大洪水是促使中央政府开展天然林保护工程的直接原因。为了改善环境,发挥森林特别是天然林的生态功能,中央政府实施了天然林的禁伐和限伐,大量缩减了木材产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森林,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兼具有经济效用和生态效用,对它进行采伐,利用其木材产品就产生了明显的外部不经济影响。因为木材采伐的经济活动造成了森林生态效用的损失,从而根据个别木材生产企业的边际效益和边际费用所决定的最优木材产量,对该类企业来说收益最大化,但对其他社会成员可能导致享受良好生态环境的权利受损,也就是对其他社会成员收益的损失,因此综合各成员的收益形成的社会总收益就不可能是最大化的。实际上,政府是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表者和各种政策的提供者,代表社会大众的利益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谋求社会大众的福利最大化。[2]但政府也是具有一定组织结构的的部门,各部门受部门认知能力、财政约束等实际客观条件的制约,其决策往往会背离最初的社会大众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而是考虑部门预算最大化,从而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往往成为各政府部门利益博弈的结果,造成政策无效甚至成为阻碍行业发展的负向政策。[3]对于我国的天然林保护来说,政府是唯一的管理部门,对行业实行单一、单向的管理,由于缺乏必要的竞争以及公众参与的途径受阻,使得对政府的决策监督机制丧失,企业和公众的利益目标与政府的目标可能不一致,其需求难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得到反映。 　　天然林保护是一项典型的正外部性经济活动,国家作为纯生态公共品保护与供给的代理者,要的是天然林保护中的正外部性公共产品――生态保护;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其在天然林保护中获得的权益是明确的,即获得林产品的近期和长期的直接经济收益和国家补助的收益,但由此而获得的总收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