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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科技传播实践 　　摘要本文以中国特色的科技传播实践――“科技下乡”为题，从更宽泛的视野，在广义界定的基础上，对我国“科技下乡”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实践等进行梳理与评价，旨在总结经验，发掘问题，诉求以史为鉴，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农村科技传播的理论水平及实践效果提供借鉴。 　　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下乡；史鉴 　　这里采用广义概念，并不仅限于官方文件出台后的大型科技下乡实践活动，而是指科技信息从城到乡的传递或扩散，因而属于科技传播的范畴，既涉及农技推广，也涉及农村科普。 　　科技下乡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有着特殊的发展历程。中国自古便是农业大国，所以科技下乡的源头也许可以追溯到古代，不过具有一定规模的活动应该是从近代开始的。尤其新中国成立后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技兴农”等战略被确立的基础上，科技下乡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但是，很多时候更多的科技下乡活动只是隐蔽于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事业之中，直至1996年专门的官方文件出台才有了一定的政策保障，从而被意识到和关注到，并且也被推向高潮。到了世纪之交及新世纪，突破性政策法规纷纷出台，科技下乡在新的机遇中为农村社会发展做出了越来越多的贡献。 　　然而，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存在着不同的实际问题和意想不到的特点，有时是挑战与危机，有时又是意外的特殊推进。这是更应该引起关注的方面，恰是这些矛盾与特殊性能够给予我们更大的启发。有学者就说过，对历史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当下的传播动机、与境及利益关系等复杂现实情况及所面临的挑战。 　　本研究将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下乡的发展历程，总结其演化规律及特色，以史为鉴，为进一步研究及实践奠定基础。将按照三条线索来讨论：其一，在背景方面，关注国家农业政策、科技政策以及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的发展及政策法规等；其二，重点关注科技下乡的典型活动或特殊事件，因为这些事件更能够反映出中国特殊国情背景下的科技下乡活动的特色；其三，更加关注科技下乡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挫折，这能够有利于明确科技下乡具体实践与国家政策体制等的关系，尤其是不适应之处，从而更加合理地评价现实情况。 　　1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6）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项事业的恢复发展，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工作也开始趋于规范化和制度化，有了一定程度的组织保障，其外衣隐蔽下的科技下乡活动随之不断被推进，在农村科普和农技推广的组织领域内为农村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由于新中国成立时间较短，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还存在着不稳定性，偶尔甚至也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这些都会波及到科技下乡的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科技下乡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甚至有时是畸形的，综合各个方面还只能说是处于初步的发展阶段。 　　1.1组织与制度建设 　　在此期间，无论是农村科普还是农技推广方面，都开始加强组织和制度建设，使得科技下乡达到了初步的组织化和制度化。 　　1.1.1在农村科普方面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出台的《共同纲领》对科普提出要求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科普无论从组织建设方面，还是制度及目标任务方面，都获得了初步发展（如表1所示）。在这一时期，不但进行了相应机构的建设，如设立了科学普及局和一些相应的事业机构，而且一些法规文件、重要会议及重要领导讲话等都提出了科普工作面向农业生产实践的目标。在这些条件的作用下，农村科普事业初具规模，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经验交流、实验研究、培训及技术上门活动。 　　1.1.2在农技推广方面 　　农技推广对于农业社会的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有着特殊国情背景的形塑。因而，对其研究者颇多且较系统，笔者仅借助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总结、概括出与本文相关的部分。 　　中国本来是农业社会，但新中国成立不久急切追赶发达国家的工业步伐，而脆弱的工业非常需要农业的大力支援，必然要求有一套完整的政府主导的白上而下的农技推广执行机构。这一时期，中国选择的是农业合作化道路，农业由集体经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显然施行的是国家强制性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那么，此时的农技推广机构不仅是一种专业技术服务组织，更是一种政治组织，随着国家战略及经济制度等不断变化，在不够稳定的各方面制度环境下曲折发展，但毕竟其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至20世纪70年代末，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由政府推行运作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大大促进了科技下乡活动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它的大体发展历程可以通过表2反映出来。 　　1.2政治运动的特殊推进 　　在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地出现过一些不利于整体社会进步的政治运动。然而，我们对这些政治运动也不能彻底否定，如果持有一种客观的态度也会窥视到它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特殊意义。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运动都对科技下乡起到了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