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中学术自由政治思想正确和早期文明关于夏――二里头关系讨论.docVIP

中国考古学中的学术自由政治思想正确和早期文明关于夏――二里头关系的讨论 　　绪论 　　研究人员的社会、文化和知识的背景不同,便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对考古学的解释。的确,这种情况存在于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及其物质遗存中,在谈到黄河中游的二里头文化(1900~1500 BC)时尤其如此。二里头文化的时空范围与文献中记载的夏王朝部分一致。很多证据显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政治中心。但是,近年来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就二里头遗址(或文化)的历史或朝代归属问题产生了很多争论。就像已经发表的论著所显示的那样,争论的焦点大致是大多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信二里头遗址代表了某个中国早期王朝的物质文化,也许是夏,或许是商,而大多数西方学者却对此持保留意见(Liu,2004:223-238;Liu and Chen,2003:26-35;Liu and Xu, 2007)。这样的争论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也反映出更多的社会问题。2007年我对世界范围内的学者和学生,进行了一项关于二里头文化和史前王朝特别是和夏的关系的调查,目的是为了搞清楚为什么人们对此问题会持有不同观点――是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学术传统的或者是综合的原因。 　　夏――二里头的关系 　　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事。这种流行的观点,部分是缘于甲骨文释读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和20世纪初河南安阳小屯的考古发掘。小屯出土的甲骨文上发现大量的商王名号,和公元前一世纪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上记录商王的世系基本一致(王,1959)。在过去80多年间,李济和很多考古学家在安阳的发掘和研究,也证实该地区是中国古代文献上记录的晚商都城殷墟(考古所1994,2000,2003;李1977)。这些发现证实商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王朝,也极大地鼓励人们相信古代文献,特别是《史记》,而《史记》也记录了夏王朝的世系(考古所2003:21-23;王1994)。据此推断司马迁应该曾经看到过记录夏代和商代历史的文献,但是这些文献后来散佚了。事实上,中国现在鲜见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发表文章说夏的存在是应该怀疑的,无论夏作为一个王朝,还是作为一个人群。 　　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研究的最初阶段,夏王朝物质文化遗存的下落仍是一个重要的尚未解决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在徐旭生和他的同事进行的寻找“夏墟”的调查项目时,在偃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他怀疑该遗址是一个商的都城(徐1959)。接下来的考古调查进一步表明,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存在着与二里头文化面貌相似的物质文化区,这个区域和文献上记载的夏和商的活动范围有部分重叠。其后,中国的考古学家卷入到旷日持久的讨论和争论中,焦点即在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历史归属问题上。若干观点被提出来,并随着新考古材料的增加而不断修改(杜和许2005,2006)。现在中国发表的特别重要的主流观点,大概可以总结如下:二里头遗址或二里头文化,至少在某些阶段,代表夏的物质遗存(例如张1999:71-73;杜1991;高等1998;宋1991;王1998;赵1987;邹1980)。分歧只是在于从哪个考古学文化/遗存中辨认这个称为“夏”的政体(刘和许2007)。 　　在西方,大多数学者都持有和中国考古学家相左的观点(e.g., Allan 1984, 1991; Bagley 1999:130-131; Keightley 1978; Linduff 1998:629; Railey 1999:178-186; Thorp 1991, 2006),但也有个别例外(如Childs-Johnson 1995)。这些观点归纳如下:夏王朝的存在是值得怀疑的;无法证明二里头代表夏。其主要论点为:夏王朝的存在是周王朝的人编造的。这是因为周作为一个落后小国,居然征服了商,因此有政权不合法的嫌疑。伪造出一个前王朝,是为了赋予周在天命之下征服商的合法性(Allan 1991:57-73)。此外,有些学者也论证夏的世系中某些王是周人的杜撰(Keightley 1978:432-433)。考古工作中至今尚无当时的出土文字直接证明夏的存在,因此除非有可靠证据,否则无法证明夏作为一个王朝或任何一个类型的政体的存在。然而,应该指出的是,数量不断增加的汉学家们最近开始接受,二里头显示出高等级的文化-政治发展程度,应被认为是一个文明或国家水平的社会(如, Allan 2007)。 　　与以上两种看法不同的第三种观点是,尽管现在没有办法在考古学上证明夏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王朝,然而,早期的口传历史中有关夏人的记忆可能保存于后世,并记录在古代文献中,这些文献保留至公元前一千纪中期或晚期(Liu and Xu 2007: 898)。这两种资料(传说和考古资料)不能在研究中直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