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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交替时期教育嬗变的因素分析 　　【摘要】宋代是我国历史上教育空前发展的朝代，在此时期中国的教育制度日趋完善，科举制度程式化，同时教育思想也在争鸣中发展，可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轴心时代”。她在教育上的繁荣和发展与两宋交替这个特殊时期发生的教育嬗变息息相关，通过分析外敌压境的形势、多元文化的整合、此起彼伏的党争、教育变革的需要等因素来解读在宋代教育史上发生的这次教育嬗变。 　　【关键词】两宋交替时期；教育嬗变；党争；多元文化；教育变革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教育文化空前发展的朝代，在统治者“右文”文教政策的指引下，两宋虽武功不济，但文采风流，唐宋八大家仅宋一朝就占去六位，可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轴心时代”。这种在教育上的繁荣与发展与两宋交替这个特殊时期发生的教育嬗变息息相关，在此时期中国的教育制度日趋完善，科举制度程式化，同时教育思想也在争鸣中发展，甚至影响了中国后世教育的走向。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中影响教育嬗变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外敌压境的形势 　　在宋代开国之初，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经验，大力削弱武将的兵权，与此相对的是提高文官的地位，在全国推行“右文”的文教政策。虽然这避免了武将拥兵作乱的可能，但也造成了面对异民族的入侵而显得无力的局面。有宋一代，外部环境始终面对着异民族建立的强大政权，北宋与辽国、西夏等政权相始终，北宋亡后，宋室南渡，南宋亦受到金国的威胁。这一时期，连年的战争使得经济文教中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大批士人迁到未受到战争严重影响的江南地区，这就推动了南方教育的发展。在北宋神宗到徽宗时期的兴学运动中国家对教育投入极大，比如“三舍法”的推行使得太学规模从熙宁时期的1000人到元丰时期的2400人，到崇宁时期更是激增至3800人，地方官学的投入也随之加大。然而时过境迁，金兵南侵使得官方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时叶琳上书请立太学，朝廷因“军食未暇，国家削弱”，只好“姑从缓议”。南宋政府由于国力所限，无力顾及文教事业，官学教育已经形同虚设，恰好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而书院多为私人名士创办，受国家干涉较小，又为知识精英提供了讲学研习之所，因而为当时的教育制度注入了新的元素。在战争环境下大批士子投身金军，毫无民族气节的表现也使得后来教育中要求士子要立志成圣成贤，强调“为己之学”，注重道德培养，尤其突出“忠节”教育。[1]在大敌当前的境况下，南宋统治者改善办学条件，科举录取比例甚至超过北宋，以安抚士子对于朝廷偏安的不满情绪，扩大统治的基础。这都是和外敌压境的形势分不开的。 　　二、多元文化的整合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象征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创新精神，这种精神同样体现在两宋交替时期深刻的文化整合，所谓文化整合是指各种不同的文化要素或型式相互适应、协调从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2]佛教在汉代早已传入，并且经过魏晋至唐代的发展渐有与儒学分庭抗礼之势。面对日益兴盛的佛教，儒家不仅没有采取文化排斥的态度，而是有选择地吸收了佛家有益的东西，如：书院在教学环境上选择名胜山林；其学规也参照禅林清规的样式；书院的讲学方式更是借鉴了佛寺，从而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讲会制度”。当时知识精英也参照佛家的教育形式与内容，儒家学者周敦颐、陆九渊、朱熹等人都深受佛学的影响而对儒学进行了革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这样就形成了有别于先秦原始儒学和汉唐经学的新儒学，即理学。理学在这一时期发展极快，先后有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朱熹的闽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派。当时的社会，大臣学者较普遍地是读儒经、佛经、道经，参加三教会讲，较普遍地将三教集于一身，这说明他们意识到，三教通过相互吸收改造，逐渐在思想上，修养方法上相近。[3]新产生的这些理学学派之间还经常进行学术交流，如在南宋淳熙二年在信州鹅湖寺由吕祖谦举行的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朱熹和陆九渊两派参与其中，开创了书院讲会的先河，其后朱熹邀请陆九渊讲学，还把陆九渊的讲义刊刻在石碑上，这就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教育的成功之处正是在于以开放的心态进行了文化整合。任何文化要想在历史的长河不断发展进步，就必须不断借鉴吸收其他文化。通过文明的对话，文化才能合理健康的发展，才能使文化保持活力。[4] 　　三、此起彼伏的党争 　　教育总是与一定阶级的利益相关，政治是阶级利益的集中反映，所以政治对教育不但有着直接的制约作用，而且这种制约作用波及到教育的一切方面。[5]宋朝的“崇文抑武”的国策形成了文人统治的政治格局，由此也形成了持不同政见甚至党同伐异的党派，这些派别在教育上有不同的方针政策，往往一派上台尽废前派主张，尤其是处在这一复杂历史时期的教育。在熙宁元丰时期年间到元?v年间，朝野中的新旧两党以王安石和司马光等人为核心形成对立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