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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的两种模型及其反思 　　摘 要：对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结构的研究存在“乡绅自治模型”和“国家治理模型”，前者认为中国传统乡村是一个由士绅进行自治的政治共同体，后者认为国家权力一直延伸到乡村基层，根本不存在自治.两种模型都没有全面呈现传统乡村中的政治能动者。三层权力模型有助于克服两种模型及其理论预设的缺陷，全面呈现乡村中的权力能动者。通过这一模型检视中国历史中乡村政治形态的发展，可以发现，当前乡村治理的任务是需要把基层党支部的堡垒作用、传统的乡贤文化和现代的乡村选举结合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关键词：乡村政治；中国传统乡村政治；三层权力模型；国家治理模型；乡绅自治模型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5）03-0023-05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曾经提出，中国的村治结构是“皇权不下县，县下行自治”的“双轨政治”。一方面是国家从中央延伸到州县的皇权治理结构，另一方面是乡绅为权力主体的乡村自治结构。我们不妨把这种对乡村政治结构的描述称之为“乡绅自治模型”。然而，以魏特大和秦晖为代表的学者，却认为整个中国社会足一个家国一体的权力结构，皇权对乡村社会一直在进行伞面的管控。我们可以把这种描述称之为“国家治理模型”。可以说，上述的两种理论模型构成了近代以来对于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理解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元分析框架，而其他替代性的框架也无外乎是对两种框架进行折中调和。 　　这些模型一直在引发大量的讨论，并从不同的侧面丰富了我们对传统乡村的认识。但是，围绕它们的讨论也造成了很多困惑，比如，这些对传统乡村的自治或专制的相互矛盾的描绘究竟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实，抑或只是一种论者投射的想象？而继起的替代模型又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了这种自治一专制二元论的窠臼？为了澄清这些问题，笔者将首先对“国家治理模型”和“乡绅自治模型”两种模型进行梳理，然后分析模型的一些不足之处，并尝试提出一个三层权力的分析框架，并以此检视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的历史脉络。 　　一、国家治理模型 　　巾国自秦始皇行郡县制以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便一直是单一制的皇权国家。其典型的治理方式便是韩非子在《扬权》中所提出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通过这一自中央至地方的权力系统和统一的礼法制度，皇权直接表现国家权力本身。在西方启蒙时代，这种大一统的皇权体系被传教士介绍到西方后，与西方社会长期的多中心封建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形成了对于中国专制帝国的想象。在众多启蒙学者那里，中国与波斯、土耳其等一样，是一个庞大的东方专制帝国，它有一种扁平化的权力结构，君主奴役着万民，除君主之外的一切臣民处于平等的社会关系，但是这些平等的臣民本身却足尤差别和无个性的。比如，黑格尔就认为，“东方观念的光荣在于‘唯一的个人’一个实体，一切皆隶属于它，以致任何其他个人都没有单独的存在”。在黑格尔看来，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政治（也即是不同群体之间权力的斗争与平衡），只有君主与臣民的统治关系。 　　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的国家治理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东方专制主义的想象的发挥。在一些西方学者如亚当?斯密、穆勒和琼斯看来，东方专制主义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农业生产对于大型水利建设的需要。这一观点为后世的学者所继承，其最为典型的代表便是写作了《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卡尔?魏特夫。 　　魏特夫认为，东方专制主义“这种社会形态主要起源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地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这样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而“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网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力”。 　　而在秦晖教授看来，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所谓的“封建社会”，因为自秦始皇一统六国，封建制度便已被废除，自此之后的中国便已经成为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帝国。这一官僚制帝国采用“编户齐民”的方式对乡村社会进行着直接而严密的控制，整个中国是一个一元化的大共同体，国家动员能力强大，而个人活力和小共同体都遭到国家力量的压制而得不到发展。在这一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下，中国村庄的主要矛盾并非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矛盾，而往往是国家权力对于民间资源过度汲取所导致的“官逼民反”。同样，在秦晖教授看来，“1949年后中国进入了高度一元化的‘计划社会…，传统中国的大共同体本位被新中国的现代行政制度所继承，行政机构对于村庄的组织和束缚同样构成当代中国村庄政治的核心问题。 　　总之，在这一国家治理模型的视域下，中国传统村庄政治被视为国家管理和资源汲取的简单向下延伸，村庄内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