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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对广州起义的纪念与研究 　　【摘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伊始，中共就在中央苏区开始了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纪念广州起义（广暴）的活动，并于此后连续两年这样做，对广州暴动的研究也渐渐深入。这跟中共取得执政权、大量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干部涌入中央苏区以及现实斗争需要有密切关系。中央苏区对广暴的纪念方式，包括报刊宣传、大会教育、学术讲座、个人研究等，注重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现实斗争服务。对广暴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些特点，尤其是提出了广暴精神，总结了广暴教训。在纪念与研究中存在的主要不足，是还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 　　【关键词】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纪念活动；研究工作 　　1927年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时称广州暴动），是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齐名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革命，开创土地革命新阶段的三大起义之一。它的历史意义，当年就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肯定，更在中共六大正式决定“广州暴动日”为固定纪念日，要全党和广大劳动群众纪念它，并“研究它的教训，去完成它的伟大的历史事业”。不过，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只是到了中央苏区创立后，才得以全面贯彻落实，收到良好效果。 　　中央苏区对广州起义的纪念，是公开的、上下一体、大张旗鼓、形式多样的；中央苏区对广州起义的研究，是全面的、以实践为基础的、有相当理论高度和价值的。这种情况，且不说在中共处于地下状态的地方不可能出现，就是在其他苏区（革命根据地）也未必有过那样的规模与内涵。其原因在于： 　　第一，中央苏区的开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以及地方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为中共纪念、研究广州暴动的指示和计划的全面贯彻落实，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及广阔空间。 　　在中共处于地下状态的那些地方，纪念广州暴动的活动只能秘密进行。而对广州暴动的研究，要么摆不上位置，要么有心而乏力。中央苏区的气象则完全不同。中共在这里是执政党，它的理念、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以及行动计划等，可以经由各级工农政府、各个群众团体贯彻执行；可以通过共产党员的细致工作和模范行为，带动、影响广大群众来响应落实。它的党员同志也可以在自由的环境下，自主地从事包括对广州暴动在内的各种历史的或现实的问题的思考，并且有足够多的场合、园地，供给他们交流见解、发表研究成果。比如各种群众性纪念大会或专业会议，比如各类学校或训练班，又比如《斗争》《红色中华》《红星报》《青年实话》《苏区工人》等报刊，还有各式学术讲座等等。 　　因此，在1931年11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的第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广州暴动纪念日的工作决议中，可以作出如下指示：“在苏区中广州暴动的纪念中必须举行各种公开的纪念。必须在一切俱乐部读书室，列宁校中讨论关于广州公社的问题，加紧对于群众的国防[际]主义的宣传；组织群众的拥护苏联的团体。一切的纪念工作必须与巩固与发展苏维埃根据地的争斗联系起来。” 　　第二，中央苏区的创建实践，面临的紧迫任务与奋斗目标，为研究和吸取广州暴动的经验教训，弘扬广州暴动精神，形成了相应的条件与需要。 　　中央苏区的开辟，一般从1929年1月中旬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算起。在这之前，两地已有零星经由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工农武装和苏维埃政权。红四军（还有陆续进入赣闽的其他红军）在工农大众的拥护支持下，经略赣南、闽西两年多，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此地的三次大规模“围剿”，终使两地苏区联成一片，成为中央苏区。以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为标志的苏维埃运动，也在中央苏区创建过程中得以蓬勃开展。红军和地方工农武装、工农民主政权、苏区疆域，都在不断壮大和扩展中。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央苏区依然面?R着敌人更残酷的“围剿”与封锁，苏维埃政权内部也有反革命分子渗入、贪腐分子出现。更何况广州暴动所开辟的“伟大的历史事业”――让苏维埃鲜红的旗帜飘扬在全中国上空，还远未完成。 　　因此，结合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重温广州暴动和广州公社（即广州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曾将其比作巴黎公社）的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就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正是上述中共中央在关于广州暴动纪念日的工作决议所指出的：“广州暴动虽然失败了，而广州公社的意义却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永远不会磨灭的。广州公社开始了中国革命的苏维埃的阶段，指示中国的劳苦群众及东方殖民地的奴隶们求自己和民族的解放的真正道路。”“公社的教训，武装暴动的教训是值得每一个共产党人加以深刻和详尽的研究的。特别是全国革命危机逐渐成熟的现在来纪念广州公社与其牺牲的战士是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第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尤其是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赤都瑞金后，加强了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