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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微电影传播实践及审美路径 　　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如此恢宏的主旋律是否适宜于灌输至大众的日常生活审美之中，上升至国家文化层次的主旋律与大众文化是否能找到燃点？在官方话语权和电影资本市场的驱动之外，会否存在一个公共的电影民间话语领域，如果存在，会是一种怎样的审美路径？在高速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如何抵抗个体意识的碎片化和伦理道德的危机，数千年沉淀的民族集体无意识能否召唤一种文化自觉和自信的精神？ 　　一、 官退与民进 　　如果说，主旋律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类话语源头，那后者更多地体现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解读。对于“读图时代”的网民而言，价值观的塑造更多是伴随着影像的传递而发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价值观塑造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主旋律向来是政治符号和国家资本的合奏，也一直是中国电影市场中的重要场域，它一向体现了国家意志与权力对于文化的决制力，而同时存在的短板就是民间话语权的缺失。长期以来，以主旋律为要求的“国家文化”与民众欢迎的“大众文化”交集甚少，在人物形象塑造政治符号化的同时是对娱乐性诉求的漠视，大众审美喜好被政治话语移置，尽管对主旋律的定义一直以来也处于变化之中，但主旋律影片与官方意识形态高度同质同构的特点一直没有变过，从而使其与以生活、消遣、娱乐为特征的市民文化呈现了明显的断裂与隔阂。虽然近年来，有着众多明星齐聚的电影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辛亥革命》等提升了革命历史题材主旋律影片的可看性和观赏性，但在传人记事的题材类型中，主旋律一直将市民的观影趣味和接受心理置于“主题”之后，正面角色通常背负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恢宏使命，“小我”的现实价值被“大我”的抽象意义所掩盖，与典型的市民生活趣味距离较远，受众对影片角色的心理反馈往往是可敬而不可近。微电影在这点上似乎尤为因时顺势，走出了传统主旋律的宏大叙事，聚焦百姓伦常日用，创作者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隐藏在现代消费美学的视觉传达中，其春风化雨的移情作用远胜于被动的政治规训。 　　与广告资本结合的影视精英在这股力量中是最为显性的存在。2011年，卡迪拉克凭借《一触即发》开启了微电影营销的新模式后，之后众多品牌对微电影青睐有加，不过后者摈弃了前者类似西方大片似的叙事路子，而纷纷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故事文本。譬如，以诚信与责任为影片主题的《郑棒棒的故事》《钥匙阿姨》《保洁叔的真实故事》《守望》；以仁爱孝悌为主题的《这一年 只为这一刻》《弹指间 心无间》《致父亲》《遗笑而过》《爱不停炖》；以礼义廉耻为主题的《把乐对回家2013》《赢家》；再如以自强不息为主题的《田埂上的梦》《感动生命》系列、《阳光总在风雨后》等等。上述微电影的一个共同点是都有品牌资金介入微电影的制作，这种“不差钱”的模式往往带来“好导演 + 好演员”的组合而输出上乘作品。此外，一些行业领军人物的积极助推也能带来正能量聚集的磁石效应，一个代表性的实例便是由白羽总策划的“大雨”系列微电影。2012年夏天，北京因大雨而陷入全城水涝危机，“大雨”系列微电影便是10个普通的北京居民演绎的10个真实故事，他们身上折射出的担当便是一个民族面对天灾时的精神缩影。上述两类微电影作者如果归类为精英群体，那么还有一类具有“草根”标签的民间制作群体，同样作为主旋律的创作和传播者，这一群体水平良莠不齐，能有好作品流传的虽然暂不出名，但却多是影视专业出身，比如已经成功闯出名头的筷子兄弟，也有一些正走在迈向成功的路上，比如微电影《交易》《来信》《51把钥匙》的导演王岽鉴等。但不论上述哪一类，都因远离体制的驱动和去官方的话语形式而架构了微电影的民间话语体系，也在实践上体现了主旋律的官退与民进。 　　二、 审美与伦理 　　就微电影的实践来说，主旋律的官退与民进主要表现在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宏大命题的隐退，而同时在故事内容中普遍突出日用伦常的德性审美――即个体的伦理道德意识。伦理关乎社会公共理性和行为规则，是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规定，其对个体的要求是“自觉自己支配自己，是绝对的自律”[1]，它由人类社会长期发展中积累而来，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在具有人类的共通性的同时也存在民族的差异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反映了中国人的伦理观。当下在网络上能收获口碑与点击量的，多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审美与伦理合一，并以其照亮生活，这是体现在当下中国微电影中最显性的审美特点。 　　“在儒家的社会生活中，家庭是初始的、基础的伦理共同体，社会伦理关系就是以此为中心构建起来的。”[2]所以，中国社会的秩序起点是“亲亲”，这也是儒家首倡亲亲之道的原因，而且也反映在众多国产微电影当中。在以团圆为主题的春节、中秋节或者感恩为主题的父亲节、母亲节这样的日子里，往往是这类微电影井喷的时间段。九阳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