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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法治指数若干问题的思考 　　摘要：作为复杂社会现象的量化评估形式，法治指数的建构与应用已成潮流和趋势。中国式法治指数目前仍需解决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首先是法治的概念化问题，亦即合理界定法治指数的评价对象及其评估范围，准确厘清与相容概念和相邻概念的复杂关系。其次是法治指数的科学建构问题，不仅应考虑替代测量的相关性问题。还有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的可靠性问题，同时，法治指数的建构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最后在法治指数的应用方面，则需认真对待比较之可能性以及改革导向的定位问题。 　　关键词：法治指数；法治评估；法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D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4）03―0096―05 　　作为推动法治研究与法治实践的手段，法治指数不仅顺应了“指数化”运动的潮流与趋势，更是法治评价的重要标志和表征。与传统的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的法治评价不同，法治指数是通过经验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定量方法的运用以及计算机等技术手段，科学评估各国、各地区法治发展状况和水平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这种努力和尝试最早出现于西方。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的一部分，自1996年以来，世界银行所推出的“全球治理指数”（WGI）成为最早对不同国家法治状况进行评估的社会指数。全球治理指数的评估范围包括212个国家和地区，采用多达30个不同组织所提供的调查数据。目前，该指数的法治指标已成为衡量各国法治水平的重要依据。其后，作为独立NGO机构的“世界正义工程”（WJP），为促动世界范围内的法治发展，推出以衡量国家法治发展水平为目标的“法治指数”，通过民意调查和专家测评的方式，对97个国家的法治水平进行评分。两者所代表的“法治指数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示范效应和影响力，成为各国进行法治评估探索的模版。 　　受西方社会法治指数的深刻影响，在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倡导和支持下，2005年出台了旨在确定香港地区法治状况和水平的香港法治指数。而受惠于香港法治指数的诞生，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在酝酿建设“法治余杭”的过程中，与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等机构通力合作，于2006年正式推出中国内地首个法治指数。该指数不仅将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等9个具体目标及其分解出的主要任务作为法治指数的评分标准，而且通过由内、外部评分组以及专家评审，组的分别打分并结合群众的法治满意度调查结果，最后加权得出最终的法治指数得分。法治余杭指数的多年实验，形成了一套较为可行的法治评估方法和制度约束，能够预防行政行为的偏差，激励政府各个部门推动并励行法治建设。 　　但是，以余杭法治指数为代表的中国式法治指数的路径选择与西方国家法治指数的发展径路大相径庭。西方国家法治指数的出现，具有自下而上的特征，即试图以非官方的性质来触动国家的法治发展。而中国式法治指数的典型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并与建设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息息相关――这彰显出中国法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即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背景下，由国家机关依照预设目标和阶段，自上而下且循序渐进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政府主导下的法治建设，不同于自生自发的法治秩序，其内在的逻辑展开要求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体系。在此，中国式法治指数的推动与践行有两条清晰可辨的轨迹：一方面，国务院2004年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法治政府的目标”，并全面确立了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行政纲领；另一方面，自2004年起，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先后颁布各自的法治地方实施纲要，不仅构成国家法治建设在各地的具体实践，更是依法治省的发展和深化。在法治国家建设的既定目标和任务下，余杭法治指数不仅成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块试验田”，更直接触动全国各地的法治评估和法治指数活动：2011年，四川省司法厅完成了“四川省法治指数”的设计和调研工作；2012年，云南省昆明市成为全国首个发布法治指数的省会城市。 　　法治指数的建构与应用如今已为燎原之势，然而，法治指数的科学建构与规范应用却并非易事。受诸多因素和条件的影响，既有的法治指数或法治指标缺乏一个稳定不变的概念内核和指标体系，容易引发评价对象是否同一的问题。与此同时，法治指数的设计过于依赖主观指标的运用，而忽略遗漏了客观指标的重要意义，不可避免会引发指数失真或被操纵的质疑。最后，法治指数或法治指标虽然可以为法治水平的国别比较或法治建设状况的区域比较提供一定标准，但其内在限度决定了未经反思的规范应用会落入盲目评估的陷阱与窠臼。因此，冷静反思并揭示法治指数的建构和应用所存在的问题，将有助于建构更加科学的法治指数并避免可能误人的歧路。 　　法治指数或法治指标体系成功的关键首先是准确界定并厘清其评价对象的内涵与外延。法治指数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