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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管理的“身份”识别 　　营销首先要明白谁是我们的消费者，管理同样首先明白管理对象的“身份”。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开宗明义所讲：“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先要问题。” 　　首先抛出我的观点：中国管理的对象的身份，整体上看是一群“农民工”。 　　这样的观点可能会引起“公愤”，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似乎有贬低和歧视“农民工”之嫌。在此声明，我没有这样的意图，并且我认为我也是一个“农民工”；二是我们很多管理对象的身份其实是教授、博士、处长、厅长等，但这又能说明什么，作为一名教授或所谓的专家，我承认自己特别像“农民工”。有时我分析自己的行为，其实是由我骨子里的农民意识决定的。 　　我的观点很简单，不管我们是何种身份，我们骨子里流淌着“小农意识”；不论我们从事何种现代化的工作，作为一个整体，我们的思维是小农思维。 　　如果大家不信，可以走到马路上看看交通信号灯。如果没有警察，红绿灯对于行人形同虚设；如果没有警察或拍照，红绿灯对于机动车辆形同虚设。中国交通之拥堵与汽车拥有量并不成正比。 　　中国的管理何尝不是如此。 　　看一看工业化国家的交通状况吧，路口有“行人优先”按纽，但行人使用得并不多――想一想，如果国内有这样的按纽，估计机动车别开了；没有警察在现场，交通信号灯照样起着作用；因为交通违章少，所以车辆通行速度比国内快得多。 　　这样作对比，并非彰显中国之落后，恰恰相反，我觉得中国进步了。 　　再看看中国人在马路上吐痰和丢垃圾的行为。如果看一看身边没人，一口痰随意就吐出来了，垃圾随便就丢出来了。有一次，我把一团纸巾扔进垃圾桶，清洁工好一团感谢。有一次我看看身边没人，把瓜子从车里扔出去，让自己的孩子说得脸红。毕竟，孩子骨子里流淌的“小农意识”比我这个在农村长大的人少一点。 　　正因为对管理对象有这样的认识，我觉得目前很多人批评的不正常现象其实很正常。 　　管理，要正确区别正常的问题和异常的问题。我做管理，牢骚较少，因为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现状，决定了很多人抱怨的问题，不过是正常的问题。正像一个孩子表现得像孩子一样幼稚，这其实是正常的，反而是像成人一样成熟的孩子不正常。 　　为什么说中国的管理对象整体上是“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打工仔”和“打工??”自不必说；我们这样读书进城的学生，尽管在城市生活了几十年，其实农村生活的孩提时代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髓；即使是在城市出身的孩子，往上追三代也是农民，父辈或爷爷辈是农民，就会受到农民意识的影响。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呈现井喷状态，原来的城市化率非常低，现在的城镇人口这么多，城市人口的主体是改革开放后进城的农民。 　　农民少了，“农民工”多了，这其实是中国的进步。所以，我说中国的管理对象整体上是“农民工”，这非旦不是贬意，反而是对中国快速进步的现状认同。 　　既然整体上是一群“农民工”，那么，目前中国的管理要与管理对象的“身份”对应。 　　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管理一直在两个极端纠结：一个是现代西方管理；另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衍生出来的管理。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迎来了现代管理的启蒙，中国人最先学会的是管理工具，如“管理十八法”，年龄较小的人甚至不知道这样的概念，比如量本利分析、ABC管理法等，这类管理工具与管理思想和管理意识无关。 　　我上世纪80年代读书的时代，正是现代西方管理启蒙的时代，我有幸读了不少大师的专著，不像现在的一些人好像只知道德鲁克这样一个大师。正因为系统读过各类大量的专著，所以对现代西方管理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当然，这属于典型的读书人的“王婆卖瓜”。 　　每当一些专家拿着西方管理“说道”中国管理时，我总觉得这样的“说道”其实好没道理。管理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人性假设。西方对人性的的假设经历了经济人、工业人、社会人等――这种假设其实是对管理对象的“身份”识别。 　　西方数百年的工业文明薰陶出来的人，其行为模式与中国的“农民工”有极大的差异――一些专家把这种差异解读为文化的差异，我认为这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身份”的不同。有些人发现西方国家的员工“特别傻”，而觉得自己很“聪明”，其实，这只是以不农意识角度所做的判断，站在工业文明的角度看，西方员工的“傻”其实是另一种聪明，中国员工的所谓“聪明”其实是另一种“傻”。价值观不同，结论也不同。 　　鉴于现代西方管理的无助，一些中国管理者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找“智慧”――我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我对这些所谓的智慧是怀疑的。目前，“国学”的所谓兴旺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国学”讲座的主要“付费方”是那些处于无助状态的企业管理者，“国学”其实没有给那些无助的管理者指出一条正确的路，但却能对无助进行心灵按摩。 　　台湾的曾仕强教授是我钦佩甚至仰慕的人，但对于曾教授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