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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政府投资效应分析 　　摘要：首先，本文运用HP滤波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实证分析我国1992年2月至2016年6月期间政府投资与经济周期波动的长期趋势和循环因素的动态联动关系。其次，以2008年11月“四万亿”投资政策实施为分界点，运用四个VAR模型对比分析政府投资长期、短期不同的产出驱动能力。最后，结合前面实证研究的结论，得出当前我国政府投资结构和方向的调整建议。 　　关键词：经济周期政府投资Granger因果检验VAR模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称奇的成就，“持续高增长”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彭斯给“持续高增长”下过定义：“高”是指GDP增长超过7%；“持续”是指超过25年。现象引起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当前，中国已经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力持续上升，虽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出现回落，但政府立即出台了一揽子强力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最大程度地避免了世界经济形势对本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7%，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1%，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是中国经济今后的走势会如何发展？是否还会发生重大波动？若能够在经济出现重大转折之前对经济运行周期进行较准确的预测，对于政府制定前瞻性的宏观调控政策、企业及时调整经营战略规划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投资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一直被认为是导致经济周期形成的重要原因，政府投资的结构、总量和方向的管理不仅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实现方式，也是判断经济周期运行规律的主要依据。 　　经济周期波动中政府投资的影响效应一直是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但研究的实证角度和实证结论却存在差异。齐鹰飞、李东阳（2014）利用1992年至2012年的中国季度数据，用扩展的GARCH模型，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固定资产投资波动对经济周期具有显著的“放大效应”。王桂虎（2016）采用河北省2000―2013年的月度数据，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方差分解等方法，实证研究得出河北省政府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对GDP增速的增长有正相关影响。刘金全（2003）通过估计投资率对于经济增长率的GARCH模型，检验了投资波动性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减损效应”和“溢出效应”，得出我国政府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关系，但短期内影响的方向和力度不定。孙晓娟（2013）则采用VAR模型研究我国政府投资与经济周期波动之间的动态关联性，得出政府投资对经济周期波动短期内产生较大的冲击作用，但长期相关性不大。周阳敏（2006）从世界经济周期理论模型出发，以中国为例，证实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与世界经济周期之间不同的联动关系，指出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政府支出在应对世界经济危机时，具有稳定功能，也具有“投资”的性质。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如Tomomi Miyazaki（2009）利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检验了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投资对日本商业周期没有积极作用，不能有效稳定经济。Diego Martinez等（2003）则将教育等人力投资加入政府投资范畴，运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西班牙地区政府投资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得出政府投资政策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激励作用十分明显，需要提高政府投资效率管理，积极发挥政府投资的产出边际效应。上述研究的结论差异颇大，但研究方法和思路有很多可取之处。 　　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从总量、长期趋势和循环因素等角度判断政府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影响；接着，采用VAR模型研究政府投资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动态关联性，希望可以具体分析政府投资的产出驱动能力和最优投资结构，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通过合理有效的政府投资来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的合理化建议。 　　一、变量设定和数据处理 　　（一）变量描述 　　本文模型中涉及的变量主要包括：经济周期指数（EC）和政府投资变量（GI）。基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四个主要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这里选取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员数、国际收支余额、CPI四个变量来合成经济周期波动指标（EC），经过多指标综合评价的诸多常用方法的权衡选择后多指标综合评价的主要方法有：主成分分析法，AHP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和神经网络评价法等，AHP 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在确定权重时会引入较多主观因素，不太适合本文的评价需求；而神经网络方法训练失败可能性较大，且是一种局部搜索方法，亦不太适合本文的数据特点。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政府投资变量（GI）选取时考虑到政府投资不仅包括物质主体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