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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当代复兴的目标与价值取向思考 　　〔摘要〕 中华文化当代复兴的目标，是建构能够化解中国近现代文化变迁过程中存在的基本文化问题，满足现实社会生活多方面需要，促进社会发展，符合文化模式评价和选择标准的功能先进型、功能健康型、功能适时型文化。具体落实为针对时代差问题，建构新时代文化；针对非整合性问题，建构整合性文化；针对过度实利化问题，建构超越性文化。为此需要秉持的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结合、世俗性与超越性结合、本土性与世界性结合的价值取向结构。 　　〔关键词〕 中华文化复兴；文化复兴目标；文化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5-0125-08 　　树立明确的目标，秉持适宜的价值取向，于任何一项事业都很重要。本文承接对文化模式的比较与选择的思考〔1〕，就中华文化当代复兴的目标与价值取向问题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 　　一、中华文化当代复兴的目标 　　从中华文化复兴事业的既往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过不同的复兴目标。细数起来先后有20世纪的国粹派、东方文化派、孙中山、“十教授宣言”（王新命等）、“五八宣言”（牟宗三等）、21世纪的“甲申宣言”（许嘉璐等）、“第四代新儒家”、唯物史观派等所代表的多种有关中华文化复兴目标的意见。这些意见体现了不同时代情势中人们对民族前途、国家地位、文化命运、未来出路的思考，为探寻中华文化的当代复兴积累了有益的思想财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明确统一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立场，总体偏于各自一定的成见，对文化复兴目标的理解也就存在不一致性和模糊性。 　　本文对文化复兴目标问题的讨论，是基于文化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立场。 　　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理解，文化是社会的生成物、历史的发生物、社会化过程的功能物〔2〕；文化复兴是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客观现象，文化复兴概念是一个内在于文化变迁过程，与文化繁荣和衰落相关联的概念，是观察者对文化变迁的客观趋向和结果的性质-功能认定。因此，按照经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制定的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论原则，对客观现象的研究要排除所有成见。存在于既往中华文化复兴问题讨论中属于成见之列的，一是中外之别，二是古今之分，三是体用之见，四是特色之争。之所以说这四者属于成见，并非是说这四者代表的客观现象不存在，而是指在文化变迁研究与文化复兴努力中，有此四种执念，就不免主观排异，影响到更根本的文化追求，也即对文化功能的追求。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所禀具的社会功能，对文化繁荣与衰落的认定依据正是文化的社会功能表现。因而文化复兴这一概念应该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某种曾经繁荣而后衰落的文化在新时期的再次繁荣。按此层含义，则当一种衰落的文化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形势下注入了新的内容和形式，重新被社会生活所需要或者说在社会生活中重新获得了功能对象，恢复了社会功能，表现为适应社会运行并具有相当的流行和影响力，则该文化生命力重振，成果灿然，谓之复兴。如古希腊文化之于近现代欧洲的复兴，儒家文化之于当代新加坡的复兴。这层含义的文化复兴在形式上可以是跨地域的，即某种文化可以在原创地之外的异域复兴。另一层含义是某一曾经创造过文化繁荣的民族、区域或国家，在经历一段历史性的文化创造低迷后重新取得文化繁荣。按此层含义，则当某一曾经诞生过辉煌文化的民族、区域或国家，在新时期重新获得文化创新的活力，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生命提升做出重要贡献，再次以文化创造而显耀于世界，谓之文化复兴。这层含义的文化复兴在形式上可以是跨文化的，即某民族、区域、国家的文化再生繁荣可以是因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两层含义的文化复兴有相通之处，即都在功能评价的立场上意指文化的再次兴盛。但又存在重要区别，即前一层含义的文化复兴主要针对历史文化的复归和再生现象，而后一层含义的文化复兴主要表达的是文化归属体的文化再次繁荣现象，其中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历史文化的再生现象，但历史文化的复归并非绝对和必然之意。如胡适1929年在《中国基督教年鉴》上发表的《文化的冲突》一文中说：“日本毫不犹豫的接受了西方文明，结果使日本的再生取得成功。”因此，“让我们希望中国也可能像日本那样实现文化复兴。让我们现在着手去做日本在五六十年前着手做的事情吧。”胡适的这段言论，就是以日本近代在亚洲的现代化崛起为例表达文化复兴并非一定特指传统复兴，而可以是指重新兴盛。 　　根据对文化复兴概念两层含义的理解，中华文化复兴的目标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文化继承，一个层次是文化创新，文化继承以重振中华传统文化为指向，即依据新时代的需要，以当代价值取向为指导，在本民族文化传统中发现能够推动当前社会进步的文化元素，使之产生新的影响，获得新的发展。文化创新以创造民族文化新繁荣为指向，即以当代价值取向为指导，多源性地吸收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