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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播学研究三十年的困惑与思考 　　[摘 要]中国传播学研究又到了三十年的时间节点，进行历史性的回顾或者总结非常必要。但是，目前中国传播学研究面临着双重匮乏：研究本身比较薄弱，既缺乏足够有力的事件和研究实绩来证明我们的创造力；也缺乏历史意识和叙述技巧，找不到自己的历史意义。换言之，中国传播学研究还没有历史。面对这种情况，可以吸收当代历史研究中一些有益的思想资源，重新面对过去和历史、时间和结构的关系。打开历史的空间，让理论探索的眼光深入过去，并尝试在结构中处理时间问题，据此史学思维，可以转换研究思路：暂时悬置历史，打破简单的时间界线，向过去提出问题，尝试从多个角度、运用多元方法来重建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叙述，并期待这样的叙述最终会获得历史的价值。 　　[关键词]中国传播学研究；历史分析；研究思路 　　 　　今年恰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一种纪念和回顾的情绪在整个社会上弥漫开来，传播学研究也难以置身事外，自然就会有“中国传播学研究三十年”的提法。但是，中国传播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令人质疑的概念，有学者就认为目前中国还没有独特的、具有“专利权”的“中国传播学”，对象或者说法是否成立都成问题，何谈历史。通过慎重考虑，笔者认为“中国传播学研究”可以宽泛地界定为：在一个特定的地域(中国内地)和时间段(至今三十年)内发生的一些传播理论表述和学科制度建构活动。这个时间段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恰好吻合，一般被认为是后者的一个自然结果。近十年来，对传播研究的回顾明显增多。通观这些历史性的总结，可以了解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大致情况。 　　 　　一、问题：我们有历史吗 　　 　　中国传播学研究一般被认为发轫于1978年，标志是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教授在其创办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1期发表的两篇传播学译文：《公共传播学》与《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共传播学》。自这个时间点后，一般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些对相关研究的回顾性文章，近十年来，这方面的论文尤其多，反映了一种可贵的理论自觉和身份确认的饥渴。三十而立的中国传播学，自2007年以来已有很多类似的论文出现：比如《中国传媒报告22008年第1期推出了“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三十年”专题；多个学术会议也缘此为题。如“2007年中国传播学高端学术研讨会”，会上还出现了类似年表的编年体例尝试和总结反思性材料，很有价值，也非常需要。在许多的回顾性文章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共有的特点。 　　首先是与社会(时代)同步。也就是说，被叙述的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轨迹往往与时代变迁的时间与节奏统一。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轫点恰好是改革开放的起点；20世纪80年代末传播研究陷入低潮；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传播研究进入了深入发展期。依据这种时代节奏，中国传播学研究也可以划出“分期”，最常见的为三分法，比如徐耀魁就把中国传播学研究分为“引进阶段”、“受挫阶段”和“发展阶段”，张国良也是这样区分的。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分段法，当然也有分得比较细的，比如徐培汀就区分为“谨慎引进期(1978～1984)”、“计量应用期(1985～1988)”、“低谷反思期(1989～1991)”、“研究活跃期(1992～1997)”和“蓬勃发展期(1998～2005)”五个时期。其实，这些三分法、四分法或者五分法本质上是一致的，大多围绕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公认的标志性事件和时间点来建构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轨迹，并依据相应分期标准为研究者划分不同的研究代。这种情况往往显著地表现在宏观式的研究中，在其他的研究中也有潜在表现。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划分方式在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叙述中获得了如此高的认同度，反映出一种个性的缺乏和内在时间意识的空白， 　　其次是内源性忧虑与理路缺失。在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叙述中，到处弥散着一种忧虑甚至是焦虑的气息。最初是担忧没学好。众所周知，传播学是从美国传来的一种研究传统，这在早期的翻译、介绍和本土生产的第一批传播学教材中可以看出来。此外，欧洲知识传统的影响甚至出现得更早些，并通过别的路径(马列理论、文学等)一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由此自然而然地延续到传播学研究领域。 　　黄旦等人就认为“应用研究难成气候”：“我们的应用研究既没有批判学派的思辨能力和理性色彩(因为不具备这样的理论功底)，又不谙美国学派的实用调查技能和方法，事实上是用美国的理论做定性文章，这类文章之苍白无力，难以产生影响，主要原因怕就在于此。”这个问题最后发展为对定性和定量的讨论，形成了一种定量的咒语：都认可定量研究，都认为定量研究缺乏，担心学不好美国学派的东西，但真正投入做的人却不多，这不是一件非常奇妙而又值得深思的事情吗? 　　另外，除了美国传统学派的路数，也有人提出了批判学派，还有文化研究、结构主义等第三条道路，大部分叙述基本上封闭在这三方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