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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任模式的嬗变 　　［内容摘要］ 本文主要分析了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的信任模式由于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制度性差异，从而导致了现代中国普遍信任的发育呈现出明显的断裂状态。 　　［关 键 词］ 制度；信任；信任模式 　　［作者简介］ 王姝，就读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 　　 　　一、问题的提出 　　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认为信任不是可以单纯地通过理性地投资决策来获得，而是从宗教、传统、习俗中产生地。毋庸置疑，福山带来了经济社会学信任研究的一个全新的方向，开创了信任的经济文化研究的先河。但是笔者认为其理论存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福山认为信任是由文化决定的，而且是一成不变的，“正是因为社会资本是基于道德习俗，所以它同样难以改变或摧毁”。此外，他认为中国现代社会依旧是由传统儒家文化伦理形成的基于血缘的特殊信任。在此，笔者便提出了一个疑问：如果确如福山所言，那么在中国现代社会中，为何杀熟现象普遍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如果中国人很难相信陌生人，那么为何中国职业经理人出现极大缺口？为何建立在对于“陌生人”普遍信任基础上的网络交易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而又同时存在许多乡镇的民营企业其管理依旧以“关系”“人情”为基本取向，其经济行为依旧局限于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下？福山称其对信任的解释是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那百分之二十，那么这种在信任中所存在的悖论是否成为了福山信任解释中所忽视的另一个百分之二十呢？ 　　 　　二、基于制度的四种信任模式 　　制度包括道德规范、习俗、惯例、法律制度、规定、规章等。在此从制约形式的角度将制度划分为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两种类型。内在制度就是一种从内部对于社会交往行为者的行为实施约束的制度，如习俗、惯例以及道德规范等；而外在制度则是一种从外部对于社会交往行为者的行为实施约束的制度，如法律制度、规定、规章等。信任是指某一社会交往主体对其他社会交往主体能做出符合制度规则或规范行为的期望，可见信任的前提是双方共享一套价值观念或规范体系，而制度正是创造这种共享价值和规范的主体。因此，制度是信任的基础。以内在制度为基础产生的信任，可以称之为“内在制度型”信任，而以外在制度为基础产生的信任，则可以称之为“外在制度型”信任。以上是以制度为基础对信任的划分。 　　根据前文对制度的分析，笔者依据内在性制度、外在性制度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进行交互分类划分出的新的四种信任模式：内在制度型特殊信任、内在制度型普遍信任、外在制度型普遍信任、外在制度型特殊信任。 　　回到福山的《信任》中，福山将日本和德国划分为高信任国家，亦即普遍信任国家。根据以上的制度型划分，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以日本为代表的国家的所谓高度信任是基于内在制度型普遍信任。因为日本的终身雇佣、企业集团关系以及公司提供的适当水准的私有福利并不是编入法典中的法规，它们是建立在非正式的道德责任基础上，不是法庭就能使他们得到实施的。换言之，表现在经济生活中的高信任度是由社会普遍道德为基础和约束机制的。而反之，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家的所谓高度信任是外在制度型普遍信任。“德国的制度被整理成为法律条文……社会市场制的所有部分都有立法作后盾，具体细致地规定了劳资关系的条款”。换句话说，经济生活中表现的高度信任是由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作为基础和约束机制的。两个国家虽然在经济生活中的外在表现上有着众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但他们信任模式却是不同的。 　　另外一种信任模式即内在制度型特殊信任是典型的中国的传统社会信任模式，是在儒家道德伦理的基础上形成的差序格局式的特殊信任模式。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在这种传统社会中，中国人对于相对于熟人的“外人”的信任和认识也根据他与熟人的关系来界定的，通常如果所谓的外人与自己熟人的关系越近，则对其的信任度就相对越高，反之就越低，这就是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在信任结构上的体现。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信任模式属于内在制度型特殊信任。 　　最后一种信任模式即外在制度型特殊信任模式虽然并不常见，但是在现代的中国社会的确存在。有些外在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保护某些特殊的利益群体，而排斥其他群体。例如中国的户籍制度造成的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信任状况。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不信任实际上既有传统文化差序格局即内在制度型特殊信任模式的影响，也有外在制度排斥导致的普遍不信任的影响有关。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不信任其实也遵循着这样的逻辑。外在制度在实施当中往往也会变成有原则的特殊主义的形式。例如中国的扶贫制度、医疗保障制度，表面上是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和大多数人普遍的利益，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完全变成了维护少部分人的利益，这一结果就会导致民众对政府